纪南城遗址西北六十里处，有一楚王陵。因为墓冢高大，当地俗称“熊家冢”。近年来所发掘出的殉葬车马数量惊人：共约四十做座车马坑、近百座殉葬坑。其中一号车马坑规模最大，探明约有六十余辆战车及配套马匹，目前发掘出四十三套。从出土情况看，殉葬车马应是按照阅兵仪式排列，即所谓“大蒐”。

车阵共分两列，第一列由三十辆排开组成，五辆为一组。最边上两组为似乎多为骈马戎车，中间四组为驷马戎车。现场目测，车辆相差不大，唯殉马骸骨数量不同。第二列两翼各有辎车五辆，以及戎车五辆，皆为驷马。中间十五辆，用围墙单独划开，内有六驾王路三辆，极为罕见。其正中央又单独用墙划开，内有圆形车厢的两驾轻车一辆，带华盖。车阵两端最外侧，还各有配件车一辆。

参看《左传》，出土车阵情况和《左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记录相符：“其君（楚庄王）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以及  “楚子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鸣鸡而驾，日中而说（税），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右广，屈荡为右”。此外，《左传·昭公元年》大原之战，有“乃毁车以行，五乘为三伍”。

由此证实，春秋时期晋、楚战车部队，以五乘为最小单位，三十乘称一“卒”。一“卒”分为左右两队，在晋（及中原国家）称“偏”，在楚称“广”（楚称左广、右广，则晋似应称左偏、右偏，皆为左右翼之意）。至于邲之战中楚庄王的禁卫部队“乘广“，亦由左、右两广组成。王每临阵，上午由右广护驾，下午换为左广。其坐乘似应为两广中之一乘。王入右广时，坐乘的御者即为神射手养由基。

此外，在《左传》邲之战中，还有一处记录“（楚王）使潘党率游阙（游记补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如此则以“三十乘一卒”并非唯一编制。

由于主冢尚未发掘，楚王陵主人至今未有定论。论者有持昭王说（孔子称“知大道”者。古代记载多称此处为昭陵）、悼王说（用吴起变法者。因器物式样、陵园规制、封土规模合于战国）、宣威说（怀王父、祖。因发现有战国中期流行的错金工艺）。而结合清华简《楚居》记录，我以为或许是楚简王之墓葬，也未必不可。

附录：《左传》中记录的战车数量

左传记载晋国最为详尽。其在城濮之战出动战车七百乘，鞍之战出动八百乘，其余两次则缺乏记载。平丘之会（又称“治兵于邾南”）、晋国皆出动四千乘战车参与阅兵，为史料记录之最。至于楚国，缺乏会战中战车明确数量。其城濮之战、邲之战出动战车大约与晋军相当。此外书中载楚灵王言：”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则是殖民地、仆从国即有四千乘战车（不羹有东、西二处）。如果不是虚张声势，楚国战车数量远在晋国之上了。至于郑、卫、宋等中等国家战车数量，大约符合《论语》中子路之言：“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附录：从《左传》鄢陵之战看晋国战前仪式

《左传》鄢陵之战中有一段非常形象的记录，弥足珍贵，特此一提。原文：“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

开展之前，晋、楚两军正在布阵。楚共王这时登上一辆带有高台的观测车观察晋军。从晋国流亡来的伯州犁则站在楚王之下作为顾问。

楚王接连发问：“对面有一辆车来回奔跑做什么？”回答说“召集各部队的指挥官”。

楚王又说：“指挥官们都来到中间了！”回答说：“要开始商讨作战计划了”。

楚王又说：“中间张起了一个帷幕！”回答说：“这是向先君占卜的仪式开始了”。

楚王又说：“幕布撤去了”回答说：“这就要向全军发布作战命令了”。

楚王又说：“对方全军喧嚣扰动起来，到处是尘土飞扬”回答说：“这是在填平水井和灶坑，准备毁营开战了”。

楚王又说：“已经都上车列阵好了，然后左右乘又都下车了”。回答说：“听取誓词了（此处可参考武王《牧誓》）”。

楚王问：“会开战吗？”回答说：“目前还不知道”（如果占卜不利，国君发布誓词后，便会宣布班师退兵。参考武王“孟津观兵”）

楚王问：“已经上车了，然后左右乘又都下车了。”回答说“这是在站前祷告，这下真的要开展了！”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各国战争礼仪迥异，故而楚王需向晋臣逐一闻讯。其二、这里全不见徒兵记载。推其原因，一是《左传》作者不重视庶人，二是徒兵在战斗中作用非常有限。

附录：春秋、战国时期徒兵人数考

跟随战车作战的步兵数量，春秋时期大约为一乘三十人左右。从《左传》记叙看，虽然战斗当时“车驰卒奔”，但步卒很少参与到直接战斗。甚至当于战车陷入泥潭、勾挂树枝时，也每每需要御者下车推行，不见徒兵作用。荀吴太原之战时，以步战破戎，用的也是车上甲士下车后重新编组，不用步族。其中当然有《左传》作者轻视庶人，没有提及的原因。但当时士庶分明，庶卒缺乏斗志，仅能维持后勤，大概也是事实。真要冲锋陷阵，绝离不开自家老爷“士”兵在前面带领。到了战国，情况为之一变。一方面，通过变法的奖惩机制，全民皆兵，庶人也要上阵杀敌。另一方面，新兴的骑兵逐渐替代了战车的应用，战车则或转用于协同步兵攻守。此时，战车与步兵的配比显著降低（有一车七十二步卒、百人等说）。

清江永《群经补义》分析春秋车阵：《左传·桓五年》：“郑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成七年》：“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呉，舍偏两之一焉”。此三处《杜注》皆失之。“鱼丽之陈”杜引《司马法》“战车二十五乘为偏”、“楚广之偏”引《司马法》“十五乘为大偏”、“巫臣之偏”又引《司马法》“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又，《昭元年》：“荀呉五陈服䖍”引《司马法》云：“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八十一乘为専，二十九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据此则偏有三法：一为二十五乘；一为十五乘；一为九乘。鱼丽用二十五乘之法者也。然云“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此伍亦是车之伍，故《夏官·司右》“凡军旅㑹同，合其车之卒伍，而比其乘”，注云：“车亦有卒伍”。贾疏引《左传》“广有一卒，卒偏之两”以明车之有卒，又引《司马法》“二十五乘为偏，百二十五乘为伍”以明车之有伍。然则此所谓伍者，五倍其偏之乘。盖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后。而弥缝之若鱼之相丽而进，言车则人在其间可知。而杜以五人为伍释之，误矣！楚广及巫臣之偏皆十五乘者也。一偏十五乘，两偏三十乘。故云“广有一卒，卒偏之两”。言楚广以三十乘为卒，卒居偏之两，故下文楚子为乘广三十乘正是两偏一卒之乘。又云“分为左右，谓有左右二广。合之则六十乘也”。杜意分为左右，谓分三十乘之半为十五乘，于是卒两之数不明。而以“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释之，又误矣！巫臣由晋适呉，欲敎呉人车战，素习楚国卒乘偏两之法，以“两之一卒适呉”谓合两偏成一卒之车。即是三十乘也。“舍偏两之一”谓留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两之一，即是十五乘也。质言之，“以三十乘适吴”谓其半耳。左氏欲明卒偏两之法，故辞繁不杀。此皆言车，未论其人。下别云与其射御，此则并其上射御者留之十五乘，则三十人也。杜引《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谓留其九乘及一两二十五人，则“两之一卒”句如何可通？岂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此又误矣！盖车徒各有卒伍之法。徒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车法“两偏为卒，五偏为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为卒，百二十五乘为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为卒，七十五乘为伍”。而杜皆误以徒法释车也。又“楚有若敖之六卒”注谓“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此卒恐亦是车卒。六卒，一百八十乘也。

清江永《群经补义》分析战国车阵说：《司马法》：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牧注《孙子》又有“将重车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廏养五人，樵汲五人，合之一车凡百人”。此言车徒人数大法。如此意惟大蒐讲武如法具备。若用之军旅㑹同，一车必无此数。观《左传》诸言战处，虽云车驰卒奔，而车上甲士被伤，未闻车下七十二人为之力救。遇险犹待御者下而推车。似车徒各自为战，而徒亦不甚多。《鲁颂》极言车徒之盛：“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是一车徒三十人也。齐管仲军制“五十人为小戎”，其数少于《司马法》，多于《鲁颂》。然《齐语》云“有革车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则八百乘亦止用三万人耳。其为兵车之㑹，如昭十三年㑹于平邱“晋甲车四千乘”，倘如《司马法》并重车百人之数，则晋已有四十万人。其馀大小十二国，一国又当有数百乘。通计不下百万人，又有数千乘。平邱之地岂能容？《郑注·小司徒》引《司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言出车调发之实数。盖革车一乘，战士徒卒三十人。千乘则士徒三万人，正合《鲁颂》之数。平邱之㑹虽有车万乘，亦止三十万人耳。又晋文公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虽献俘不如出军，而一车十人亦合《司马法》十人之数。又《闵二年》齐侯使公子无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亦是一车用甲士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