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博物馆中展出的青铜器，几乎有一半来自曾国。不仅数量多，其尺寸、工艺、规制，无不令人叹服。不但令馆中楚国器物相形见绌，先前所见秦、齐、鲁、郑、虢、吴、越、晋、甚至传说中的金村周天子墓器物，都不能企及。惊叹之余，不由心生疑虑：考古界的如此“大户”曾国，竟然全部见于史书！

曾随之辨

考古发现的曾国，在史料中全无记载。而史料中的随国，考古却并未发现。因此考古界早有猜测，曾、随即为一国。其间佐证众多：

其一、《左传》载 “汉东之国随为大”且“应、蔡、随、唐，皆姬姓也”。而考古发现之曾国正位于汉东、汉北。

其二、《左传》又载，楚武王三次伐随，第三次时死于军中。后在楚成王时，斗谷於菟（令尹子文）帅师伐随，取成而还（签订城下之盟）。出土铭彝则有“楚王酓（熊）章作曾候乙宗彝” – 其中一枚现还挂于曾侯乙编钟内。结合《史记·楚世家》有“（楚昭王）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父获其救，子赠钟彝，又与所载随国事迹相符。

其三、《左传》又载，“（桓公八年）楚子（武王）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蘧章让黃，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黄国，位于河南潢县赢姓诸侯。曾、黄铭器常交互出现于对方墓葬，可见两国世代通婚，又暗合于随国。

万幸！2019年，随州枣树林墓地曾国墓葬随仲芈加鼎出土，初步揭开了这个谜团。其铭文为：“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仲芈（原文嬭，同芈）加创綔。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曾国墓葬出土隋国铭器，基本证实了曾、随即为一国。同时出土的随国器物，另有一随大司马献有之行戈。

此外，在枣树林墓地还出土一枚加芈编钟，其铭文为：“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怍恥，楚既为忒，吾逑匹之。毖壮我猷，大命毋改。余（勉）小子加芈曰…”。“加芈”应该即为“芈加”同意。如果参考随仲芈加鼎铭文，则可解读为某楚王之辞：“曾国是南宫适（此“适”为繁体字，音阔，不可混同于“適”之简体）的后代，世代镇守南疆。我是楚文王的子孙，楚穆王的长子（即楚庄王），把你（女儿）嫁到曾国。你要好好的…”（“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或也可解读为楚文王的某个子孙，然不影响大意）。

更幸运的是，曾侯犺簋出土后基本证明了曾侯为“文王四友”南宫适之后。曾侯犺簋铭文：“犺作烈考南公（通“宫”）”。

曾侯與编钟铭文说得更明白：“曾侯與曰：伯括上庸，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道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准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變就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变，而天命将误。有严曾侯，业业厥圣。亲搏武功，楚命是静。复定楚王，曾侯之灵…”。其中 “伯括”应指南宫适；“左右文武”，南宫适为文王招至，助武王伐纣；“达殷之命，抚奠天下”合于《史记》“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记载；至于助楚抗吴的事迹，简直就像担心我辈不明就理一般，特地提醒我们往“阖闾入郢”的事情上想。

至于史料未记载的南宫适助武王伐商以后事迹，铭文上提到了“君庀淮夷，临有江夏”。看来南宫适在西周建立后和吕望、周公、召公等并列封疆。如此既合乎情理，且合于《左传》“应、蔡、随、唐，皆姬姓也”之说。

另一件枚曾侯與编钟铭文中有“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孙”，又可以进一步确定南宫是南宫适之族。周初有二“南宫”（即南公），一为文王、太姒所生嫡子孙；另一为南宫适，“文王四友”之一。至于“余稷之后也”，盖因南宫适为周始祖之后，文王远亲，而非文王、太姒嫡子孙。由此也可呼应《左传》“应、蔡、随、唐，皆姬姓也“之说。

2013年起，随州叶家山墓群出土大量西周及商代（推测为分配给曾国的商国氏族，如鲁、卫之例）铜器，由此可知曾国并非关中迁来。《国语》所载缯国，韦昭注为姬姓，且参与了申、西戎的镐京之乱，应与此曾国无涉。

虽然曾、随谜题有了解答，但一国二名，在春秋时仍为孤例。若要进一步释疑，只能有待将来更多铭器、竹帛出土了。

^{关于南宫，《论语·微子》有“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尚书·君奭》“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适”；西晋《帝王世纪》曰：“文王昌……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咸至，是为四臣。《史记》校注版本有“初，季载（文王之子）年少，与母太姒居毕郢南宫。太姒所生嫡子孙，皆为周公室宗小子，因居而号，称南宫氏”。此外，鲁国孟僖子之子有南宫敬叔，孔门七十二贤中有南宫适，字子容。}

曾侯世家

结合史料中随国资料，及随州各地曾侯墓葬出土信息，推测曾国建立于西周之初，灭亡于战国中期秦克郢都之时，享国约七百年。湖北博物馆中展示的器物，按时间排布，仿佛一步徐徐打开的西周历史。而至曾侯乙墓，则觉美轮美奂，可谓“尽善尽美”矣！

随州出土曾侯墓葬约共二十座（部分称“仲”、“伯”、“叔”、“公”、“侯”者，未必全是国君），分别为：西周早期的叶家山墓葬（曾侯犺、曾侯谏）、两周之交的郭家庙墓葬（曾伯陭、曾侯絴白）、春秋早期的苏家垄（曾侯仲子斿父，曾伯霛）、春秋中期的枣树林墓葬（曾侯宝、曾公賕）、春秋中晚期的文峰塔墓葬（曾侯與、曾侯郕、曾仲姬）、战国早期的擂鼓墩墓葬（曾侯乙）、战国中晚期的曾侯丙墓（同在文峰塔）。

西周初期，曾国大概与鲁、卫等国一样，分封时得到了归附的商族，因此随葬的器名有具有典型商代、商族特征。两周之交至春秋早期，曾国开始收到楚国的军事压力 – 楚武王三次伐随，最终被楚文王征服。这段时间曾国随葬器物朴实无华，且多有兵器、车马等出现，可相见其出镜艰险。到了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则是极尽奢华。吴王入郢时，曾侯不惜亡国之虞，毅然救助楚王。吴国退却后，曾国的豪赌得到了厚报。有了楚国可依靠，曾侯可以高枕无忧了。未料到战国中晚，吴起拔鄢，楚国自顾不暇、仓皇东顾。被消磨了意志，而顿失靠山的曾国，真是犹如“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朝不保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