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隐约还记得一句话 – “世上已无张居正”。此次在荆州旅游时，偶然瞥见城内的张居正纪念馆。当时虽未能造访，但回来后翻出朱东润著作《张居正大传》捧读以释憾。读完才知，原来张居正竟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人物！

张居正，原名“白圭”，荆州卫军籍出生（祖籍凤阳，私以为其祖或从太祖征战）。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及第。入仕，得严嵩、徐阶、高拱赏识。隆庆朝始入内阁。万历初罢黜高拱，张居正遂登首辅之位，从此独掌朝政十年余，直至去世。

张居正虽以“改革”收录于教科书，但探究其政大多只是循名责实而已，而与王安石天马行空的“变法”迥异。秉政之初，张居正即言道：“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加之张居正用人多举老成，按资递进，较之王安石遽用新进又多一份沉稳。

张居正的“改革”从最急迫的军务开始。嘉靖时起，卫所废弛、边务糜烂，鞑靼兵临北京城下竟成司空见惯。而朝廷的应对只有坚壁清野一招，任其荼毒京郊（当时蒙古盖三部：正北俺答之鞑靼最强；东为土蛮之察哈尔蒙古；西为瓦拉部）。张居正以练兵（用谭纶，戚继光）为恃，行羁縻之策，不久便促使“俺答封贡”。此后由鞑靼蒙古制衡瓦剌，蓟辽二镇（戚继光，李成梁）遏制土蛮，几十年间北境再无大患。

第二急务是治理河漕。当时黄河下游淤塞，漕运受阻。张居正摈弃浮议，专任潘季驯，最终以“束水归槽”之法毕尽大功。治水在当时为专业技术领域，张居正往往能虚怀若谷，是“拗相公”王安石的又大不同。

明代承太祖之弊，缺钱最紧。而边防、治水又最费钱。因而张居正创“考成法”以监督地方官员征收粮赋，作为升罢凭据。张居正对考成一事最为得意，曾言：“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此外还辅以各项截流：整顿驿站、裁剪生员、抑制宗藩、约束宫中用度。和王安石变法相比，简直是朴素到寒酸。

至于后来最著名的“一条编法”（传为“一条鞭法”），即合并征收田赋、傜役，似乎是张居正“改革”中唯一的制度创举。此法竟非张居正原创，早在英宗时期便有雏形，屡见不鲜。即便如此，张居正在推广过程中仍小心翼翼、从容不迫，且特加强调“但须得良有司行之耳”（又是以王安石为戒），“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从试行到推广，历时整整五年。

张居正晚年以极大热情推行清丈田地一事，将其看作“百年旷举”，甚至一度搁置考成法：“吩咐科臣不必提参”。明代的田赋自上而下分派，因此清丈与富国无关。此举只为恩惠百姓 – “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此外，张居正在考成法实施数年后，一旦国库稍微充实，便逐步免除拖欠赋税，足见其只求敷用、不在聚敛。谁说历代执政皆“儒表法里”，张居正乃“法表儒里”。

以王安石之品学、时遇，结合张居正之政治智慧，为北宋延续六十年国运又有何难？

对于宫内，张居正则对李太后是将顺，对冯保是敷衍、对万历皇帝则是谆谆教导，用心良苦。仅举两例：

万历幼小时，张居正曾上奏为皇帝“造为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以便更换…臣等日待左右，皇上即可亲赐询问，细加商榷…”。这绝非曹操之与汉献，亦非霍光之与汉宣，甚至诸葛亮对于刘禅也未必及此（固然，武侯时值“危急存亡之秋”，不可同日而语）。

万历大婚以后渐染恶习，纵欲为乐。对于青春期少年的教育，张居正更为费心：“虽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关，而燕闲游息之时，借以调适性情，收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艺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驰骋放佚之娱，则相去远甚，未必非皇上进德养心之一助也“（之前张居正曾中断万历书法学习，以免耽误学业，此时遂退而求其次）。又鼓励说：“皇上万几之暇，如披阅古文，欲有所采录，签赏名笔；欲有所题咏，即以属之诸臣，令其撰具草送臣等看定，然后缮写，呈进圣览”，殷盼之情，溢于行间。

这样看来，张居正几可与诸葛亮同列。至少他本人是以此自诩的。且看其奏章、书信、杂记，出处模仿诸葛亮，尤其是“盗用”《出师表》名句，简直肆无忌惮：

• “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
• “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
• “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隆庆）者，未尽其万一也”
• “先帝不知臣不肖，临终亲握臣手，属以大事”
• “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也”
• “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即诸葛亮语“庶竭驽钝”之意），图报国恩”
• “臣等又闻汉臣诸葛亮云‘官中府中，俱为一体，防罚感否，不宜异同’”
• “乃出于阴贼险狠之谋，类小人女子妒宠忌能者之所为，此诸葛孔明辈所不道也。（《杂著》中论及王猛陷害慕容垂事）
• “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诸葛亮治蜀，蜀人虽劳不怨）
• 倘微志终伸，即通侯之爵未为荣，万钟之乐不富矣。（诸葛亮《与李严书》：“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

早先对张居正印象仅限轮廓：精干、独裁、骄奢而已。直至读朱东润《张居正大专》，感染作者赋予的极大的赞赏和同情，遂亦敬爱其人。张居正因守制夺情一事，每被视为恋权而遭讥诟，作者却极尽善意，称“他舍不得当时的国家”而已。据作者自序，此书作于一九四一至四三年，当时白话文历史人物传记写作尚需探。作者所秉“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原则，后遂成为法则。而其能免于“辩证唯物”之苛（如冯至《杜甫》、邓广铭《岳飞》，作于四九之后，故未能免俗），亦属时代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