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工部为西汉杜周之后。周，南阳杜衍县人（战国时称“衍县”，以伏牛山至此降为平地而名。不知何时起改称“杜衍”，也不知否与后世尊崇杜周父子有关），以循吏称。其子杜延年儒法并举，为一代名臣，所谓“论议持平，合和朝廷”（《汉书》）。父子二人均官至御史大夫。其后于魏、晋时则有杜预（公诗《回棹》：“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即其指也）。预时已迁居京兆杜陵。杜陵，汉宣帝陵也，因此地曾为先秦杜伯之国而名。汉宣帝“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杜家或因此迁至亦。而“杜”姓人迁居“杜”陵，纯属巧合。预后出镇荆州，其后代便有定居州治襄阳者。工部之《授左拾遗告身》开头篇是“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到了工部曾祖，因官居巩县令而迁家于官址。祖父杜审言，和沈、宋齐名。

工部在东都附近居所产业，结合其诗文及后世传记，大约有一下几处：

其一、巩县旧县城内。公曾祖因官居巩县令而迁家于官址。公出生地应即在巩县旧县城内。（《旧唐书·杜甫传》“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 – 至迟于清雍正年间，此地南瑶湾笔架山窑洞始设有工部故里碑，其地标沿用至今。可惜所谓“故里”为土山窑洞，非县令置家所宜。当时人或为“尸乡土室”所混淆）。

其二、洛阳仁风里。公之生母崔氏应早丧，父闲继娶卢氏，公随姑母（万年县君）居于东京仁风里。受照顾悉心备至，公为此感激不尽。（《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

其三、偃师土室。公三十岁回洛阳丁父忧，“筑室首阳之下”（《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公诗中有“尸乡余土室，谁话祝鸡翁”（尸乡，偃师古称）、《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 （此处“土娄旧庄”非地名，乃是土室代指）。公又葬姑母“河南县首阳之南原”，亦在此处。而公殁如后，由元稹资助归葬，即今之工部墓葬，即在此处。

其四、陆浑山庄，应在陆浑一带。公诗称舍弟“书犹在壁”（《忆弟二首，时归在河南陆浑庄》、《得舍弟消息》），当为继母卢氏及四子一女所居处。公诗“两京犹薄产”，其东京产业亦当指此。

今之工部故里景区，入口处树硕大工部像一座，内有纪念堂一间，土室数间。其中塑蜡像点景，计有：继母卢氏抚养（实误，应为姑母抚养）、“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等。可惜，公幼年之《凤凰》诗、连同一囊书法皆佚。公诗尚有千余幸存，而公之书法却无一留存。经考，公学字师法虞世南。有说乎？公诗《赠虞十五司马》有“远师虞秘监，今喜识玄孙”。

自中唐以来，凡文人、士大夫皆奉工部为“诗圣”。退之赞曰“光茫万丈长”，微之赞曰“诗人以来未有”，何为其然也？工部于诗歌各种题材无不精通，并不发扬、创新。公于七律，有《登高》、《秋兴》等至作，格韵精切，规制严谨，成为后世无数诗人创作的圭臬。公于长篇排律，则有《壮游》、《北征》、《奉赠韦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述怀》、《风疾舟中》诸名篇，气象宏伟、格调高古，以至于几成绝唱（余以为唯有李供奉之《忆旧游寄元》、李义山之《有感（甘露之变）》、吴伟业之《雁门太守》，稍堪追其项背）。公于绝句，有寓居浣花溪时所作《绝句》、《寻花》等小品。虽稍欠李供奉、王龙标之起承转合情节，但别有一番恬然宁静风度。公独不仿乐府，而其《三吏》、《三别》诸作，实属《新乐府》、《秦中吟》之先河，上承三百篇，下启白乐天“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主张，可谓继往开来。

科举以“诗赋取士”，不独为取士之文气丰沛，亦为察士之品格高下也。工部之诗，出于至情，止于仁爱，忠君、爱民、尊贤、友朋、旁及花草虫鸟，由其“诗圣”，足见其“人圣”。可惜终公一生，天子昏聩、奸贼篡政、盗寇横行。公虽偶得录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 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终不容于时。若公生逢其时，或因其家声荐于朝廷，或以其文章跃入龙门，则未尝不可为一代名臣也。使登台辅，必施仁政，轻敛薄赋，与民生息。使节方镇，必教化礼乐，和戎怀远。处之平日，诗酒堂上，单父弹琴而治。倘有变乱，必临危捐躯，当仁不让。

公自”读书破万卷“后，游历吴、越、齐、鲁，十载客居京华，安史之乱后，流落陇西、巴蜀、潇湘，终未能一返故里。念及此处，不禁潸然。工部行迹所致，如浣花草堂、白帝城、锦屏山、均有文人赋诗，而独缺此处。余不揣鄙陋，乃作诗以记

《谒工部故里》

洛水邙山薄暮沉，少陵故里尚堪寻。

形容已教他人改，土室但凭岁月侵。

满卷文章君子泪，一腔忠义圣徒心。

举觞欲酹魂归未，照壁公诗百遍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