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三年春天，杜甫离开草堂，开启生命最后一程。出峡抵达湖北公安后，杜甫并没有象之前计划那样“便下襄阳向洛阳”，溯汉江北上祖籍襄阳或是老家洛阳，也没有实现“每忘北斗忆京华”返回长安的愿望。而是沿湘江南下湖南。当年冬天，杜甫到达洞庭湖，随后辗转于岳阳、长沙（时属潭州）、潭州（湘潭）、衡州（衡阳）、耒阳（时属衡州）等地，直至于大历五年冬去世。

在此期间，杜甫的行程、目的地、以及去世的地点，向来莫衷一是。以下试为逐一分析：

先说争论最大的逝处问题。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耒阳吃撑死了，即所谓“饫死耒阳”。翻阅史籍，这种说法应源自唐人郑处诲的杂记《明皇杂录》。文中说：“（杜甫）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一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明皇杂录》的说法后为《旧唐书》、《新唐书》所采纳，成为了“官宣”。但这说法漏洞很多，而且《旧书》、《新书》中错误百出，本来也不足为凭。别的不说，《旧书》中关于杜甫逝世的时间就差了四年！支持杜甫私欲耒阳的记录如下：

《旧唐书》载：“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

《新唐书》改为：“因客耒阳。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耒阳县志》称：“侨居耒阳…为水漂溺。遗靴洲上，聂令徙置，为坟墓焉”。这是又节外生枝，多出了靴子的传闻。

《杜传补遗》（唐代李观著）记载：“公往耒阳，聂令不礼。一日过江上洲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洎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沃饱而死，葬于此矣”。此时其实距离玄宗去世已经八年之久！

另一种说法则是“旅殡岳阳”，出自元稹的《杜君墓志铭》。元稹的墓志写于元和八年（即文中“元和癸巳”），稍早于《明皇杂录》。更要紧的是，该文受杜甫之孙杜嗣业委托所作，所以尤其可信。文中说“适子美（即杜甫）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完成下葬的意思）于偃师，途次于荆楚”、“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不知为何，虽然元稹言之凿凿，“旅殡岳阳”的说法竟不如“饫死耒阳”说畅行。韩愈有《题杜工部坟》诗，称：“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罗隐有《经耒阳杜工部墓》诗；张方平有《读杜工部诗》，也称：“耒阳三尺土，谁为剪蓬蒿”。著名人物中，只有杜诗专家钱谦益坚称杜甫后人仍住在平江，并提出平江杜甫拾遗敕书真迹的新证据（“拾遗敕犹存平江县市民杜富家也。夫以子美先生葬于平江，子孙从之”），不是是否属实。

其实“旅殡岳阳”除了元稹的墓志铭以外，杜甫的诗稿即是另一项“铁证”。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中时间、人物、地点、事件，几乎没有虚言，足够凭之勾勒出行迹：

大历三年冬。杜甫到达岳阳。著名的《登岳阳楼》即作于此时。此时杜甫虽然“老病”、“孤舟”，但仍强撑登楼。等到后来折返岳阳时，却已是“风疾”、“卧枕”，奄奄一息了（详见下文）。杜甫之所以在夔州迟迟没有北上两京或是襄阳，或许因为此时吐蕃犯境，即所谓“戎马关山北”。而此行原本的目的地似乎就为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于大历二年由长安赴任衡州刺史，杜甫于大历三年春天出峡，衔接十分紧凑。杜甫在给韦的诗中又提到“参差弱冠年”、“文律早周旋”，足见二人交情；“贡喜音容间，冯招疾病缠”，则是渴望依附。

大历四年正月。杜甫到达潭州，当时正值“清明”、“春热”。路过长沙时（唐代长沙隶属于潭州），并游览湘夫人祠、贾傅井、岳麓山等处。以上分见于《湘夫人祠》、《清明二首》，《道林二寺》、《宿花石宿》等诗。

大历四年春末。南下衡州，作《发潭州》诗：“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杜集中有一首杜甫的《酬郭十五判官》，中有“乔口橘洲风浪促，惊帆何惜片时程”，以及郭的和诗《杜员外兄垂视诗吟作此寄上》，中有“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可知杜甫春末夏初将到衡阳。到达衡阳后，杜甫观南岳衡山，作《望岳》，却“未暇杖崇冈”。杜甫此时虽仍病痛缠身，但得韦的照料，生计还算安逸。韦于当年二月调任潭州，杜甫作《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相送。潭州距离衡州距离很近，本来不是并无大碍，可不久后韦忽然病故（杜甫作《哭韦大夫之晋》），杜甫顿失依靠。从此时直到次年春天，杜甫进退维谷，在诗中自哀道：“乱离自难救，终是老湘潭”，“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

下一步去哪里？杜甫似乎有三个选择。一是去郴州。从杜诗《奉送二十三舅录事（即崔伟）之摄郴州》）看，杜甫的族舅崔伟于大历四年或五年春到郴州赴任。杜甫诗中有“诸舅剖符近，开缄书札光”、“江总外家养，谢安乘兴长”（江总、谢安都受舅舅抚养），意图可谓明显。然而舅舅职衔不高，或许难以救济。其二是岭南。可能因为故友韦迢、李七丈到岭南赴任（《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衡州送李七丈赴广州》），杜甫在诗中时常提到“葛洪“、”许靖”、“罗浮”，似乎是有度岭的念头。最后，杜甫可能还考虑过去道州。道州前后两位刺史崔涣、裴虬也都和杜甫有交情（《江阁卧病走笔呈崔卢两侍御》、《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焕侍御》）。但是他迟迟没有行动，仍羁留潭州知道次年春天。

大历五年四月。又一桩厄运降临。潭州臧玠兵乱，杜甫仓促逃亡衡州，作《入衡州》诗。诗的上半段说的是臧玠之乱，如“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沅湘”，下半段说想要依附舅氏。这段时间，杜甫还作有《逃难》《白马》等诗，兵荒马乱之下，杜甫住在舟中，可谓惊心动魄。杜甫于是动身南下，目的地应当就郴州。然而遇到第三桩祸事 – 当来到耒阳一个叫方田驿的地方时，小船被忽如其来的大水困住了。这段经历，我们从杜甫《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诗中得知。有意思的是，诗中有一句“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仔细玩味，似乎就是《明皇杂录》中“牛炙白酒”的出处 – 牛为太牢，羊为少劳，所以说是“礼过”。白酒说法在古文中不常见，而与诗中清醥恰能对应。

大历五年夏。之前提到过，杜甫并没有在耒阳噎死或者落水，而是继续辗转，继续写诗。《回棹》诗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结合诗题，推测应为夏季返回北上。此外从诗中的“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看，此时似乎目的地改为襄阳。回衡州时，杜甫作诗《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其中有“杀伐灾仿佛”一句，应指刚平息的臧玠之乱。

大历五年秋。根据《长沙送李十一》诗中“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推算，杜甫于此时回到潭州、长沙。《登舟将适汉阳》中有“秋帆催客归”，应作于此时。从“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句看，目的地似在襄阳。而稍后的《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目的地则似乎变为长安。总之两地仍在同一方向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江南逢李龟年》，由于有“落花时节”一句，推测也正在此时。

大历五年冬。仇占鳌编辑的《杜甫诗注》集诸家大成，其将《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定为杜甫绝笔。诗中“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推算下来正好在大历五年秋冬。“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一句，应指停泊在岳阳附近。而此时杜甫病情已恶化成“风疾舟中伏枕”，走向生命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