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宝藏·渔歌入浦

归隐山林是中国文人的高尚心结，并成为诗赋、书画的永恒主题。归隐之人称“处士”，即有资格做官而放弃做官之人。秦汉以前，似乎多有逃避租役的农民，少有归隐山林的士大夫，因此难证最早的隐士为何人。伯夷、叔齐兄弟为商之同姓（孤竹君之子，子姓），不食周粟，采薇于首阳山，结果双双饿死，大概可算一例。孔子周游列国遇见长沮、桀溺、荷涤丈人，皆出言不逊，孔子当即断定为“隐者”。如此推测，则屈原所遇的沅江渔夫也属其类。总之，先秦时隐士需要藕而耕、杖而耘，或以渔樵自食其力，动手能力差的会被饿死。

汉、魏、以来，朝廷用人不拘，世人踊跃报效，或从戎“若个书生万户侯”，或投赋歌颂上林、两京、封禅盛世，总之忙得轰轰烈烈。连“商山四皓”也被半推半就出山，立下定嫡之功。特例只有严光，坚辞光武延揽，归钓严陵，故为后世反复称颂。严光可谓史上首位具名姓，有文化影响力的隐士。相比后来党锢之禁中被迫下岗的士族，等党锢一开便又高高兴兴地回到工作岗位，何啻天壤之别。司马篡魏，朝政波云诡谲，士人有为求自保而弃官归隐者，近的有“竹林七贤”（虽然这个组合属“莫须有”）隐居于山阳，远的有张季鹰一路跑回江东。这些人先前都在朝廷任职，只是有有见之明而已。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后，终于出了位有影响力的隐士 – 陶渊明出生有功勋的庶族之家，本可以做个浊官。而他却“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归隐浔阳。归隐后，陶渊明“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时常要乞食。幸好交际广、人缘好，还过得去。从他留下的诗作看，他的归隐是真诚的、快乐的（所谓“载欣载奔”）。陶渊明留下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成为后世归隐者的座右铭、心声。由此看，陶渊明是第二位著名隐士，且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隋唐之际的乱世出过一些隐士，如“唱歌怀采薇”王绩，等到了盛唐，隐士们也纷纷出处，争取“更上一层楼”去了。安史之乱后世道中落，隐居文人渐多。其一、诗人王维，隐居于辋川别业，除诗作以外，还花了《辋川图》，有临本存世。王维的归隐，可能属于“难言之隐”，因为他在安史之乱中被胁迫做了贰臣。虽然最后从轻发落，但亦或后怕、亦或惭愧，从此深居简出，只和裴迪唱和“渔歌入浦深”。其二、诗人张志和，曾任翰林待招，为肃宗所器。后失意，归隐太湖，从此“青箬笠、绿蓑衣”，渔樵为乐，直至溺水身亡。其三、白居易在东都洛阳高调归隐，号“中隐”。白居易初入官场时属愣头青，写《新乐府》骂遍朝野。后来吃了亏“沦落天涯”，这才学乖巧。晚年他争取到“分司东都”职务，待遇从“俸钱七八万”涨到“俸钱三十万”，事务清闲。更重要的是，白居易由此躲过了甘露之变。中晚唐还有大量首鼠两端观望的，成天吵吵嚷嚷要归隐而又迟迟不动身。诗人崔涂看不下去，骂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

入宋以后，归隐又有新形式。熙宁变法导致党争不休，反对派纷纷外放出京。其中罪名较重的往往落得“某处安置不得签判公事”，相当于强制归隐了。苏轼所谓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正似其归隐时光。司马光辞官回到洛阳亦然，还顺便写出一部《资治通鉴》来。而旧党更化时，新党也被迫“归隐”，如此反复。到了南宋，新旧党争转成了战和之争，陆游因积极主战不时出、处，“平生扬历半宫祠”，和苏轼有的一比。然而按照范仲淹“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理论，苏轼在地方搞搞惠民工程是积极的，而陆游在家乡天天吵吵着要北伐则是“名不正而言不顺”了。这个意义上宋代的真隐士只有林和靖，只忧梅与鹤，不忧国与民。

元、清两代，有人则是“不得不隐”之人。赵孟頫以赵宋遗族一度入仕元朝，后来受不了异族权贵的跋扈而辞官返乡。从其作品《临归去来兮辞》、《吴兴赋》看来也算求仁得仁了。清朝对于前明遗族迫害更甚，以至于朱耷和石涛两个宗室后裔不得不剃度为僧，构成了“清初四僧”的主力。此外，清初八名落魄士子和不甘沉沦下僚者集聚扬州，组了个现象派文艺团体，成为文史佳话。

历揽各代，属明代隐士文化最为繁荣。明代隐士聚集江南，结合一些致仕的遗老，形成吴门派、浙派和云间派三大派群（即江、浙、沪），各以诗、书、画相交，甚至涉猎戏曲、篆刻、收藏、竞相争艳。隐士中既有富可敌国者，亦有贫难自已者，都能互相提携，师承有序。以吴门派四才子为例，沈周出生于富裕乡绅之家、文徵明、祝允明出生官宦世家、唐寅则为屠沽家子。沈周无意于轩辕，终身未仕；唐寅涉科场弊案，终身不得仕；文徵明一个先仕后隐；祝允明先隐后仕。四人共处，在于意气相投，亲密无间。隐士之所以聚集隐于江南，在于山高皇帝远，远离庙堂的昏君、酷吏、阉宦之故。否则，天启末的东林党、崇祯初的阉党就是下场。

如今步入新时代，高科技铸成铁桶江山，“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以今为甚。岂无新时代之隐士耶？小隐隐于国外、中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但凡能翻墙者，自能寻得其桃花源也！

上博观画，有感于众多渔樵归隐之作，戏作《极简中国隐士史》以自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