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千里回国，赶在盛夏之初，探访三晋故地。此行从郑州自驾出发，经过邲之战遗址后，大致沿太行陉入山西，探访长平之战故地、再北上太原。从太原再东驱和顺县阏与之战故地。随后向西南沿黄河而下，经壶口瀑布、曲沃晋墓、运城关帝庙、抵达三门峡虢国墓。最后沿崤函古道回郑州。全程1800多公里。可惜未能翻雁门、屡云中、攀白登。沿途迫于时间，又错过韩城太史公祠墓及韩信渡河破魏故址、鹳鹊楼、涑水先生之墓等处，略觉遗憾。

从郑州北渡黄河，不久便来到邲之战遗址。遗址在今比邻黄河北岸，春秋时则处于黄河之南。春秋交战战场多选平原，因此难以寻得遗迹缅怀。除了孤零零一块标志外，远近只有玉米地、堤坝和黄河水。

一部《左传》，记录细节最详尽、逻辑最清晰的大事件便是邲之战了。原来春秋第一大战，竟是由于一个意外紧接一个意外而发生的。期间的各色人物，无论是晋国将佐还是楚国君臣，都被描述得生灵活现，丝毫不逊色于太史公笔法。我爱《左传》，即从读此篇起。其后反复捧读，每见“失霸有我，毋宁死”、“二憾往矣”、“不若大国之数奔也”等处，总不禁忍俊失笑。而左氏（暂属）毫无偏袒，秉笔直书，远比“春秋笔法”读来过瘾。战后楚庄王于战场发表的“止戈为武”演讲，置于叔向、子产之口都不违和，哪里看得出有丝毫“蠢尔荆蛮”的痕迹。

此行还临近春秋五大战中崤之战遗址。读《左传》对于此役最大的疑点，在于晋军对秦之残忍，犹有不世之仇。首先，不宣而战。秦军兴师至少在名义上不针对晋国，而是郑和滑。虽然两国分别为晋之盟友和附庸，且秦军有趁丧、借道不请之嫌，而晋军不经通告、谈判，突然发难（栾枝所谓“未报秦施而伐其师”），于《传》仅见。其次，斩尽杀绝。晋军为竞全功，在崤函道上设险以待，违反不依险阻的春秋大义，乃至全歼秦军（《公羊》称“匹马只轮无反者“、《史记》称“无一人得脱”），又是于《传》仅见。晋军对待秦君，比之对待戎夷尚有过无不及。

崤役遗址据信是在崤函古道南道如今交战村位置。我由北道走，想必地形应极相似。此处深沟高壁，晋军若设伏，必当弃车徒步。大约近百年后，晋荀吴、魏舒败群狄，采用“崇卒”、“五乘为三伍”战法，常被视为春秋华夏徒步作战的首例，似为不当。只可惜《左传》对于崤役记载极其简略，难以求证其细节了。

此行另一处和晋国息息相关之地是曲沃。前往曲沃主要为参观晋侯墓葬及车马坑 – 晋国历代都城如曲沃、翼城、侯马、新绛均在此处，于此已发掘出包括燮父（唐叔虞之子，初代晋侯）在内的众多西周时期晋侯墓葬。且陪葬的车马坑规模宏大，车马分置，有战、猎、礼、乘、用等类。车行沿黄河南下，向东穿过高耸的梁山，陡然进入临汾平原。载驱载驰之际，脑海不由浮现一桩往事。

春秋后期，晋君大夫秉政，相互觊觎。栾氏遂在内斗中出局。流亡国外的栾氏嫡宗 – 孺子栾盈，致力光复家族，孤身潜返曲沃联络家臣旧部策动政变，结果功败垂成，身死族灭。《左传》有一段读来最令人动容：栾盈将自己藏入匣中，让家臣胥午召集旧部宴饮。期间胥午两度问及旧主恩情，众皆声泪俱下，誓言效忠。于是栾盈跃出，起事遂成。栾盈的故事后来大概被太史公借用为赵氏孤儿的母本，得以广传，甚至于拍电影、传播海外（伏尔泰改编有元朝版本《赵氏孤儿》）。而栾孺子的故事，则如同今日寂静的曲沃，两千五百年来不绝如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