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怀采薇

宅兹中国

参观河南省博，在赏析青铜器的同时，仿佛重温中国三千五百年历史。而其中尤以东周为盛，因周、晋、郑、卫、楚、秦、魏、韩都逐鹿于此。真不啻对新近详读的《左传》、《战国编年》的温习。而其展品之多、涉猎之广，不能一一，只好挂一漏万，将所见最有心得的展品聊记于左。

其一、石器时代

红陶尖底瓶，新石器时代。尖底瓶的设计在同期各地文化都有出现，其造型修长、底尖，带耳，最合理的用途解释当是汲水。双耳可能用作系绳以配合水中俯仰，但太过纤细恐怕不堪搬运时使力。因为是搬运工具所以外表也不需什么修饰。另外有关于尖底瓶用来存放水和酒的说法，但从形状看远不如普通的水瓶（如背景物）适合。陶土鬲（音“丽”），新石器时代。按照古籍解释，鬲是鼎的一种，特征是空足或款（弯曲之意）足。和鼎一样，足下的空间可以用来点火烧煮。但由于鬲肥胖的足和主体连城一体，因此烧煮食物时受热应更均匀。缺点则是清洗起来比较麻烦。另外鬲的款式可能和生殖崇拜有一定的关联。新石器时代陶土所制的鬲之前并未关注到过。另外在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似乎没有类似的造型出现。
同时期陶土制品上攀附的蜥蜴。这个造型也被商、周继承下来，只是蜥蜴演化成了带角的夔龙。

其二、殷商之都

甲辰贞祭祖乙刻辞卜骨，安阳出土。其内容大约是一位商王询问祭祀祖乙的日期和规格。商代祭祀大量使用活人，而此辞中所涉为“牢”，应当使用了牲口。河南是殷商古地，可惜博物馆中陈列的甲骨只有寥寥数片，令人遗憾。
细究之下，选择这片甲骨陈列，似有良苦用心。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破译甲骨文时的破冰，辨识甲骨上的第一个字“甲”，在甲骨中写作“十”字形。由于乙丙丁三个字的形象和后世很象，且卜辞常以干支纪开头，因此容易分辨。第二部，则是将纪日之外出现天干之处，与《史记》中记载的商王名字对应，于是便识别出户“武丁”、“盘庚”、“帝辛”，以及这位“祖乙”。然而这些帝王并非占卜者，而多为祭祀对象，直至后辈董作宾又破译出“贞”字，并将统一甲骨上的多名贞人记录归类，遂构建起盘庚迁殷（安阳）以后的商代历史历史脉络。此外，这篇甲骨上，有“甲”，有“祖乙”，有贞人两名，可谓管窥全豹了。
商代青铜甗（音“演”），用来蒸煮食物。由下鬲上甑（音“赠”）配套构成，下鬲煮水，蒸汽透过甑的网格传到至甑内。但出土的甗均不带盖，不甚合情理。古代食品加工，大多用烤、煮、或者熬羹。用蒸的物品提及很少，按照个人的口味推测，可能适合加工腌肉。另外，出土的甗中常有人类头颅（印象中包括这个在内）。
甑的内部构造

其三、东周列国

河南平顶山西周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面饰。面具大约人脸大小，两边有系孔，令人联想起小时候佩戴的塑料孙悟空面具。对于面具的诸多应用瞎想中，我最赞同为乐舞所用。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大誓》有载。而传承到东周，大概则演变为万舞、八佾一类的舞蹈，面具也被简省了。然而商墓中也有少量面具发觉，如何解释呢？周的语言文字、器皿，很多都源自于商，恐怕面具也是起源于商代的吧。《左传》中记载，亡国之余宋平公宴请晋悼公，演出节目为《桑林》之舞，结果把一代雄主吓得躲进偏殿，还大病一场。也许就是这个面具作祟吧。
罕见的鱼币，和贝币一同展示。据信是商代的一种货币，或为淮夷所使用。也有说是压胜钱，即冥币。虢国博物馆有此物，为陪葬品。
郑国东周祭祀遗址出土编钟。共计有九组之多。如此精美的编钟，不知演奏的是“礼乐”，还是“郑声”？一同展示的还有郑公大墓出土的鼎，分为带盖和不带盖的。郑国是东周以来最先登场的诸侯明星，所谓“庄公小霸”，据左传记载曾亲手“射王中肩”，由此开启五百年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
郑国莲鹤方壶，新郑市郑公大墓出土。方壶本也是用来盛水的，但这尊应当仅用于礼仪或装饰作用了。其体积大、花纹繁琐、意象世俗，因此被官方誉为青铜器之绝唱。而我思飘的却不是郑二是卫。卫国也在河南（濮阳），在博物馆中却没什么存在感。于是这尊莲鹤方壶，仿佛在提醒“卫懿公好鹤”。卫国有两个冷知识。其一是周代诸侯中灭国最晚，一直苟延残喘至秦二世，几乎要熬过秦朝了。二是那位“好德不如好色”的卫灵公，其实也是一个猛人。春秋末年大国苟且，卫灵公在中牟遇上实力倍己的赵简子，放出“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的豪言，晋终不敢伐卫。而灵公的儿子后庄公蒯聩在铁丘之战的表现也压过主帅赵简子一头。只是蒯聩性格有些不着调，反反复复折腾，最后被卫人放逐至戎，蒯聩对戎人说：“活我，吾与汝璧”（放了我，我送你美玉）。戎人狠现实：“杀女，璧其焉往”（杀了你，美玉还跑的了不成）。蒯聩的性格，简直是春秋贵族风范的标本。
淅川春秋楚墓群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子午字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共王时期为司马（令尹子重的助手），曾和养由基一起大败吴国（庸浦之役）。楚康王时期为令尹，有伐郑之战（南风不竞）。一并出土的共有七鼎，此外还有编钟、方壶、竞等器物，均其质地厚重。纹饰张扬、迥异于中原各国。
灵宝市出土的战国时期头盔。战国中前期秦、魏两国曾在河曲至函峣一带反复争夺，中后期又有多次诸侯合纵扣关。由此推测这个头盔最有可能是魏国，次为秦，再次为韩、赵、齐、燕、中山，等等，皆有可能。另外战国时期的韩国军工发达，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这两支利剑，就当是韩国产的吧。
春秋兵器。上方的戟，结合毛和戈，据说是楚庄王的发明。但戟的真实作用，细思却很难想通。据我看来，矛适合步兵，用来戳刺飞奔的战马和车兵。而戈为车兵，尤其是车右所用，在战车飞奔时更容易够拽步兵，或者对方战车上的成员。正因为此戈的地位也高于矛。是有谓“止戈为武”，而不称“矛”。至于这种剑形带钩的戟，增加了重量，却并不符合实际用例，恐怕礼仪功能更强一些吧。下方的箭镞，大多已不是柳叶两翼状，而是三叶棱形了。春秋作战规制很多，楚国也需遵从。而战国则是“兵不厌诈”，“杀人盈野”。
春秋战车的车辕饰物。左传对战车的记载可谓到了细腻的程度。比如楚庄王在邲之战时近卫车队的排班（左广、右广）、阳虎从齐国逃跑时对暗地破坏追赶的战车（锲邑人车轴而逃）、还有楚人教晋人“拔旆投横”、韩厥梦“旦辟左右”、曹刿“登轼望辙”，真可谓史不绝书。
三门峡出土的虢季鼎。鼎共有七个，体积不算大，装饰也很朴素，唯其铭文字体优雅，且难得清晰可辨：“虢季乍（作）宝鼎，季氏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亯（享）”。至于假（虞）途灭虢的故事，左传有一段精彩的记载：晋侯重贿虞公以借道伐虢，虞国大臣宫之奇谏道：“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先前已经接了一次，有惊无险，怎么还敢玩火？）虞公：“晋，吾宗也，岂害我哉？”（都是姬姓，有什么信不过？）宫之奇：“将虢是灭，何爱于虞”（晋虢的亲戚关系比我们近。更何况曲沃代翼，晋国对本国的公族都下狠手）。虞公“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我祭祀心诚，老天保佑我）。宫之奇“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晋国的祭祀，老天爷难道会吐出来不成？）左丘明好笔刀，虞公之利令智昏，跃然纸上！
同在三门峡出土的玉佩，看式样应当是国君夫人所佩戴在胸前或者背后的。周代贵族男子也都佩玉，只是尺寸较小，挂在腰带上。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是故孔子见南子，也会“环佩玉声璆然”。不过这个版本的说法很可能出自太史公的意淫，论语中的记载则是“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没有提及环佩声。
温县出土的晋国石圭盟书。其内容大约都是家臣对主君的效忠宣誓。其中有一片内容为：“自今以往，𨩊（人名）敢不歆歆焉中心事其主，而敢与贼为徒者，丕显晋公大冢，遆亟视女，麻夷非是”。晋国文字更多保持西周原味，相比秦统一后的小篆比花更多，样式更古。另外晋人重视盟书的传统，在《左传》中也有反应：晋国打趴了郑国，于是要盟于戏。郑国在盟誓的时候，子驷忽然加入了“唯有礼而强”的条件，最终令“晋人不得志于郑”。

其四、秦一天下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铁权，重量为秦制一石（三十千克）。其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其五、汉晋风骨

东汉袁安碑，其笔画方圆结合，刚柔相济，是篆书中别具一个。而袁安人物也了的。《三国演义》中袁绍挂在嘴边的四世三公（连续四代都有三公之位的高官），就是从袁安算起。其实算上袁绍（太尉），袁家其实为五世三公了。袁安的履历很光彩，可谓兼汉代的循例和唐宋士大夫为一身。
西汉末期梁王墓金缕玉衣，出土于芒砀山山顶。汉代的金缕玉衣并不稀罕，而既然涉及梁王就不得不一提彭越了。刘邦所以能成大事，大多归功于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总觉得这个说法严重忽略了陈平、彭越和郦食其。其中陈平以阴谋见长；高阳酒徒凭三寸不烂之舌几下齐七十余城，可惜被淮阴暗算；而彭越屡屡断楚粮道，是项羽心腹大患。战后刘邦烹煮走狗，韩信因为能量太大，黥布则是性情暴烈，历史上和项羽走太近。而彭越之死，总觉得并非必要了。不过这个梁王和彭越无关，而是汉文帝之子刘武的后代。
晋故乐安相河内苟府君神道柱。神道柱兴起于东汉、南北朝时期为盛。在此之前墓葬外大多不立石像（忽然相见一个反例，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而唐代石柱则为神道碑所替，柱上的墓主官衔称为则被移至碑额。
和石柱同时期流行的天禄神兽。天禄在古籍中原是“福祉”一类的概念，到了东汉则演变成一种神兽，具有狮身龙尾，胸前有翅。先前在汉光武帝陵、以及镇江至南京一带散布的南朝帝陵见过许多。而这具青铜摆设，样子很呆萌，类犬不类狮，尾巴似水獭，翅膀也几乎退化了。
作为墓兽的天禄形象。不过这尊刻画比较粗狂，而且缺少了翅膀。
南北朝墓砖上刻花的天禄兽，则明显添加了龙的基因。
南北朝时代的几块壁砖，分别刻画南北朝时期的步兵、骑兵和侍从。名片上标注的是“南朝”，却没有标注出土地点。南朝时期只有刘宋和萧梁国土延伸到淮河以北，因此判断可能是二者之一吧。而浮雕中的人物形象确实和北方骑兵大相径庭，因此姑且信之吧。

其六、宋及以后

巩义宋陵石像。据考为真宗之子周王赵玄祐墓道所设。曾去巩义太祖、太宗、仁宗墓参观，其上的石像都很粗糙，和这尊不可同日而语。推测其原因，大概一是帝王墓曝光度较高，遭人为破坏比较严重，二是这尊可能卧埋于地下出土较新，风化腐蚀较轻。无独有偶，在加拿大曾见明代将军墓翁仲（据传为祖大寿墓），其精致程度也远超同时期的清西陵和明孝陵同类。
宋代汝窑青磁，所谓“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极品。
明代的人偶，看服饰大概是宫廷中的饔厨一类吧。两人风格写实，神情怡然，颇有点文艺复兴的感觉。而想及明代的河南，脑中浮现的除了被李自成烹杀的福王以外，竟然一片空白。
象牙萝卜，清代。萝卜上有一只蝈蝈，惟妙惟肖。蝈蝈也叫“螽斯”，自《诗经》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意向，所谓“宜尔子孙，振振兮”。这是这件牙雕为染色，不如台湾故宫的翡翠白菜和红烧肉采用玉石原色来的经验。到了清代，各种玉石制品的雕虫小技陡然兴盛，到乾隆时候达到巅峰，大概也是国运衰退的一个侧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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