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沙

从长沙前往岳阳洞庭湖途中，经过屈子纪念园。此处传为屈子投江之所，位于汨罗江畔，有祠、墓存焉。关于屈子，想到几件值得推敲的公案：

其一，关于屈子生平原创。《史记·屈贾列传》中，一句“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如雷贯耳。而这句话竟然并非太史公原创。东汉王逸在《离骚序》中称“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此外，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班固《汉书》亦称“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想必是汉武帝曾令爱好文学的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传（如同《诗传》），而刘安在传序中记录下屈子生平。太史公编写《史记》时参阅淮南王进献之书，转录其语，而刘安原书后来失佚，屈子事迹遂仅见于《史记》。转载之外，《屈贾列传》中亦当有所原创 – 渔夫一节画风生动、如临其境，就很符合太史公的小说家习气。

其二，关于屈子官职与其变法。屈子官职，《史记·屈贾》前段记录为“为楚怀王左徒”，后借渔夫之口称“三闾大夫”。按照前文分析，则应分别出自淮南和史公之笔。关于“左徒”的相关记载仅见于《史记•楚世家》中“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和“楚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两处，可知“左徒”位高，否则不足以使秦，也不宜直接升迁令尹（楚之丞相）。此外“左徒”或有外交专责 – 《史记》记载屈子也曾出使齐国。至于“三闾大夫”，王逸《离骚序》中沿用此称谓，并解释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梁启超进一步解释“即贵族总管之意”。关于“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应属变法革新无疑。战国诸侯先后变法：魏有李悝、秦有商鞅、赵有主父、韩有申不害、齐湣王、燕王哙据说也试图推行变法，只是以惨败告终。如今只剩下贵族势力庞大的楚国尚未变法（战国初年吴起尝试过，失败了）。怀王即位时有雄心，国力也强，于是让自己的近臣“造为宪令” 。战国时期变法关键在于约束贵族，因此改授“三闾大夫”，名正言顺。另外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当时的令尹明叫昭鱼，大致主张亲秦。

其三，屈子作品辩年，兼谈享年。《史记》提到的作品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及《怀沙》，此外根据班固、王逸之说，还有《九章》九篇（含《哀郢》及《怀沙》）、《九歌》十篇、以及散篇《远游》、《卜居》、《渔夫》，总共二十五篇（王逸称《招魂》为宋玉作，似非）。

根据梁启超分析：《天问》为疏远之前，参观楚先君庙所作。我进一步怀疑为屈子初为“三闾大夫”时作 – “子入太庙每事问”，故遭哂。屈子入太庙不问于人，而问于天。

梁启超又断《离骚》为疏远之后、放逐之前所作，我极赞成。《离骚》多喻于情人，当指怀王。而若是放逐之后，则当时怀王拘秦，屈子当不忍复作怨言。至于《太史公自序》中称呼“屈原放逐，著离骚”，似讹。

关于《九歌》，梁启超遵王逸之说，断为沅湘之间祭祀之乐舞：“屈子放逐至其域，见其词鄙陋而作《九歌》”。楚文化源于鄂北豫南，《九歌》中沅湘诸神在楚亦属“非主流文化”，故当为屈子根据放逐后见闻所作无疑。此外梁启超称“《九歌》为乐章名，非数量，固共十篇”。而我觉得《国殇》篇语境无关于潇湘，笔风又迥异于他篇，疑为伪托之作。何况怀王被执，屈子理应恶秦，篇中更不当有“秦弓”之语。

梁启超以为《九章》应一时而作：《惜诵》、《思美人》为放逐前作。《涉江》、《抽思》、《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以及散篇《招魂》、《卜居》、《漁父》不可辨年。《哀郢》似为白起攻破郢都而赋，在顷襄二十一年，距怀王即位已五十年，故断为屈子末年所作。据此顺便推测屈子享年：关于“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语，各家有诸多推测，皆不可信。假如屈子年龄不长于怀王，且怀王即位时较为年轻（其父威王在位仅十一年），则屈子享年以五十至七十岁为宜。

历代相传的屈子墓，竟未圈入景区内，故而错过拜谒，深感惋惜。然后想到屈子自投汨罗，后世更以粽子龙舟相祭，故而其遗体必在水中，料想墓冢必伪，顿觉释憾。

杜少陵流漂泊湘时，旅殡岳阳，其暂厝处（平江县小田村）恰在汨罗江上游距此不远处，如今有祠与冢。屈子为中国第一具名诗人（传许穆夫人赋《载驰》，暂略），少陵则为“诗圣”，岂不巧合？少陵集中有《祠南夕望》诗，虽未明言“屈子祠”，然句句不离。其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