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语：”眉山在西南数干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三苏之所以成名，多受益于老苏所开创的“法表儒里”治学理念。而三苏后来仕途蹭蹬，也无外乎此。

老苏先生作学问的办法，按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所陈，“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老苏所谓的养气，其实就是夯实儒家思想罢了。

至于文章，《六国论》、《管仲论》都是老苏的代表作。所谓“时文为之一变”、“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便是其治学的预期功效：以醇儒之学，行纵横之术，务求经世济用。此举正投仁宗朝贤士大夫所好。大苏小苏后来在制科脱颖，大概正是学得老苏这方面身教吧。大苏的《贾谊》论，调调和老苏就很像。

用现今眼光看来，苏式的雄辩仍多不切实际之议。但就精儒术、通人性、讲变通而言，当时确实是独步天下了。

老苏很关心二子的成长，其《名二子说》曰：“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意思是大苏锋芒太露，小苏则让人放心的多（其实我暗自觉得，老苏可能是从曹刿的登轼望辙联想开来的）。

之子莫如父，大苏初露头角，就险些因反被聪明误。故事有多个版本，比较确切的推断是，大苏在科举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用典“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中举后欧阳修问及出处，大苏以《三国志.孔融传》对：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应。苏轼这番卖弄其实很有心机 – 既突显自己逻辑缜密，又能逢迎上位。虽然冒着错用典故而落榜的风险，但大苏应是算定欧阳修对其的偏爱。果然，了解典故出处（其实是并无出处）后，欧阳修惊赞“可谓善读书，善用书！”。（若解读只取孔融“想当然耳”，则大苏行径可谓荒唐，浅薄不足取。另，今版三国志不存孔融传）。

大苏的文章，读得太多，一时无从说起。而世人对小苏的印象似乎都隐藏于大苏身后。以至于其文章诗词为世人所知的，大多也是“和子瞻”、“补子瞻”、“祭亡兄”之类。对小苏文艺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和哥哥的评价也一致：“子由之文，词理精确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

“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出自小苏十九（虚）岁时的《上枢密韩太尉书》。细读这篇文章，小苏原也是颇有心机之人。文章表面上强调自己出生偏鄙、见识短浅、活脱脱一个乡巴佬而已。而行笔之下却气势磅礴，暗合其“文气”之说：“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小苏的自负，实不在太白之下。而其曲藏行笔，效果则远出《上韩荆州书》之右矣。

锋芒太露，以至于仕途蹭蹬（当时虽有变法之争，但元佑更华，大苏也混得一般般），大苏小苏应该也作了深刻反省。结论大概是本性难改，只能寄希望于后辈了。于是二子为后辈取名为迈、迨、过、迟、适（适十一陌，轼十三职，宋代读音不同）、逊，无非是为了矫枉过正，不要重蹈覆辙罢了。

祠中碑廊有《明刻东坡盘陀画像》碑，为伯时（公麟）所画东坡像，附东轩（苏辙）诗、山谷（黄庭坚）赞，号“三绝”。伯时与东坡相熟，又极善画，故而此像当为东坡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