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州射洪县金华山陈伯玉读书台前，赫然立着一块石碑。虽非原石，因关陈伯玉身平，特拍照回家认真研读。谁知竟顺藤摸瓜，探索起作者鲜于公故事来。

因其碑文在网上鲜有记录，故特录全文于左：

《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

公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人也。其先居于颍川。五世祖方庆好道，得墨子五行秘书白虎七变，隐于郡武东山，子孙因家焉。生高祖汤，汤为郡主簿。汤生曾祖通，通早卒。生祖辩，为郡豪杰。辩生元敬，瑰伟倜傥，弱冠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粟万斛，以赈贫者，而不求报。年二十二，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属青龙末，天后居摄，遂山栖饵术，殆十八年。元图大象，无不达尝。学术拟张平子，风鉴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英杰过人，强学冠世。诗可以讽，笔可以削。人罕双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进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于乾陵。公乃献书阙下，天后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金华殿，因言霸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台正字。由是海内词人，靡然向风。乃谓司马相如、杨子云复起于岷峨之间矣。秩满，补右卫曹。每上疏言政事，词旨切直，因而解罢。稍迁右拾遗。属契丹以营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亲总戎律，特诏左补阙属之。迨及公参谋帏幕，军次渔阳，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三军震慑。公乃进谏，感激忠义，料敌决策，请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驱，奋不顾身，上报于建安。建安愎谏，礼谢绝之，但署以军曹，掌记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而流涕。及军罢，以父年老，表乞归侍。至数月，文林卒。公至性纯孝，遂庐墓侧。杖而后起，柴毁灭性。天下之人，莫不伤叹。年四十有二，葬于射洪独坐山。有《正声集》十卷，著于代。友人黄门侍郎范阳卢藏用为之序，以为文章道丧，五百年得陈君焉。由是太冲之词，纸贵天下矣。

有子二人，并进士及第。长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斐，历河东、蓝田、长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长曰易甫，监察御史；次曰简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长曰灵甫，次曰兢甫、众甫，皆守绪业，有名于代。剑南东川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自受分阃之征也，初年谋始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鲁变于道。乃谓幕宾曰：“陈文林散粟万斛，以赈乡人。得非司城子罕贷而不书乎？拾遗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没而不朽乎？於戏陈君！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悲夫！昔孔文举为郑元署通德门，蔡伯喈为陈寔立大邱颂，异代思贤之意也。况陈君颜、闵之行，管、乐之材，而守牧之臣，久阙旌表。何哉？”爰命末学，第叙丰碑，表厥后来，是则是效。其颂曰：有妫之后，封于陈国。根深苗长，世载明德。文林大器，质非雕刻。学术钩深，风鉴诣极。代公耿光，乔元藻识。施不求报，退身自默。岷峨降灵，拾遗挺生。气总三象，秀发五行。才同入室，学匪猎精。明明天后，群龙效庭。矫矫长离，轩飞梁益。封章屡抗，矢陈刑辟。匪君伊顺，惟鳞是逆。九德未行，三命惟锡。帝命建安，远征不伏。咨公幕画，骋此骥足。唯王玩兵，愎谏违卜。忠言不纳，前军欲覆。遂登蓟楼，冀写我忧。大运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气冲，太阴光流。义士食薇，人谁造周（嗟乎！道不可合，运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已而已而，陈公之微意在斯）。表辞右省，来归温清。如何风树，不宁不令。庐墓之侧，柴毁灭性。管辂之才，管辂之命。惟国不幸，非君之病。我鲜于公，忠肃恭懿，光明不融。为君颂德，穆如清风。日月运安，江汉流东。不闭其文，永昭文雄。

所谓“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在唐代能和官职对应上的，只有鲜于仲通一人。但新旧唐书均未立传，而通鉴则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如此定论，看来仲通永世不得翻身矣。

好在颜鲁公的两块碑文，为其人留下了更多线索。其一为《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其中除述说其家声、聪质以外，更描述其在川中大展才能，连得三任长官青睐 – 张宥、章仇兼琼、郭虛已，遂有“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於橫嶺”、“塹弱水為蕃漢之界，收戶數十萬”的功绩（故洪州、弱水，大约在今四川阿坝一带）。其二为《鲜于氏离堆记》，主要记载其文人雅趣。

关于家世，颜鲁公作“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也。其先出於殷太師，周武王封於朝鮮”。无独有偶，天津出土的东汉延熹年间《汉故雁门太守鲜于璜碑》，其出土地点与”渔阳人也“暗合，也有“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的描述。只是根据现在的考证，鲜于氏实应是辽东胡人后裔，所谓“箕子后裔”应属唐代常有的攀祖行为。而文中也粗略提及，鲜于家至少从仲通父亲令征时起，旧定居于蜀中了。

南召之败引起的后果很严重，五十年后，白居易尤写道“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而通鉴记载，败仗之后“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于是杜少陵作了著名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此诗是否确指此役，尚未确证）。

至于南召之败和调任京兆尹，颜鲁公在碑文中则只字未提，只是对于之后的罢黜分别描述为“公初善執事者，後為所忌”和“以忤杨国忠贬邵阳郡司马”。

虽有如此劣迹，仲通当世并未身败名裂。大概人怕见面熟吧，少陵在其京兆尹任上，有诗称赞“王国称多士，贤良复几人”（《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而颜鲁公更在其罢黜逝世之后为其作铭，赞美不绝。这样的交情，或可结合少陵与房琯之交参看。

如今阆中县有鲜于村、新政县有离堆小学，其地址均于史载相符。而在陈伯玉读书台前能读到仲通碑文，引发这番探索，也属巧合。之时重刻的碑文有个绝大的错误 – 属款“大历六年辛亥”此时距离仲通离蜀二十五年，去世二十二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