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坐落于杭州西湖南岸，与保俶山对望。山上有飞阁、怪石、城隍庙、终日游人如织。唯独山腰处的有美堂人迹罕至。有美堂为宋代梅挚始建，取仁宗御诗中“地有湖山美”句之意。而梅挚请欧阳修作记，有美堂由是知名。欧阳修《有美堂记》如今重刻于有美堂前，其文称此处集湖光山色、都市人文之美于一处，又顺赞钱王镠“尊中国，效臣顺”，保土安民。然而若非苏轼，有美堂之名恐怕不至流传。苏轼知杭州，以有美堂为官邸别业。退食后尝于此赏雨，留下《有美堂暴雨》诗：“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如今重建的有美堂格局精巧，可惜不允入内，亦不知作何用途。以某愚见，宜将此处作为宋贤展馆，陈列历任宋代贤知州如范仲淹、欧阳修、梅挚、苏轼诸公翰墨诗文，岂不多一美乎？

吴越国初代国君钱镠（音“刘”）是算是唐末传奇人物。其出生草莽，擅使弓朔，因军功由卒伍升至一方诸侯。镠善征战，屡克犯境及内乱之敌（黄巢、刘汉宏、董昌、杨行密、徐绾、许再思）；而先后尊奉唐、梁、后唐，所以保境安民。钱镠亲文士（罗隐、皮日休父子等皆其宾客），修水利，故而当时吴越国几为乱世净土。然而其用奢侈，又勤于供奉，亦百姓负担。

附录、欧阳修与钱惟演之恩怨

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请旨修建祠宇供奉钱氏三代五世君主，并在奏表中盛赞钱镠之德：“保境安民、恪守臣节”、“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父老过之（坟茔），有流涕者”、以及其后归顺之功。至于吴越国百姓的生计，苏轼称“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轼后以正楷大字亲书《表忠观碑》，如今原碑残片在杭州苏轼纪念馆中，明代复刻在钱王祠中。

苏轼的座师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吴越世家》时，却对于钱镠则多有苛责。尤其在评价中，”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馀，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与苏轼所谓“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天壤之别，亦稍差其《有美堂记》中“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之论。

新书评价“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与前文“是時，黄巢众已数千，攻掠浙东。至临安，镠…乃以劲卒二十人伏山谷中…镠伏弩射杀其将…镠引劲卒蹂之，斩首数百级”，及其他赫赫武功的描述也颇有出入。

若在对比于《旧书》，其对于钱镠的负面评价仅“垂四十年，穷奢极贵”、”虽季年荒恣“聊聊数字。《旧书》中还有几桩钱镠的颇具人情之佚事，被欧阳修悉数删去。其一、“镠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万夫罗列。其父宽每闻镠至，走窜避之，镠即徒步访宽，请言其故。宽曰：‘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有贵达如此，尔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所以不忍见汝。’镠泣谢之”。其二、“镠学书，好吟咏。江东有罗隐者，有诗名，闻于海内，依镠为参佐。镠尝与隐唱和，隐好讥讽，尝戏为诗，言镠微时骑牛操挺事，镠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其三、“镠游衣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锦，号其幼所尝戏大木曰‘衣锦将军’”。

而欧阳修对钱镠不吝恶评，当然不排除秉笔直书可能，但时人多疑其意气用事。事情是这样的：欧阳修初仕时曾在钱镠曾孙、末代钱王俶（音触）之子，时任西京留守的钱惟演手下任职。据说钱对欧阳修等青年才俊颇为照顾，不但免其琐务，还供以妓乐（出处欠考）。而看似温情之下，却隐隐有一场官司。北宋钱氏后人所撰《钱氏私志》，称欧阳修是挟怨报复，事情据说是这样的：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惟演）罢政（因攀附丁谓受牵连），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遍。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戒欧当少戢，不惟不恤，翻以为怨。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文僖数事，皆非美谈。从祖希白尝戒子孙，毋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欧后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云：“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欧知贡举时，落第举人作《醉蓬莱词》以议之，词极丑诋，今不录。

其文除记载欧阳修几桩疑似不检行为以外，看不清与钱惟演有何龃龉。好在杨慎在《丹铅馀录》中有佐证：

司马温公《通鉴》载吴越王钱弘佐年十四即位，温恭好书礼。士问仓吏：“今蓄积几何？“曰：”十年”。王曰：“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欧阳永叔《五代史》乃云：“钱氏自武穆王镠常重敛以事奢侈，下至鱼鸭卵鷇，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胥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笞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百馀人，不堪其苦”。欧阳史、司马鉴所载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马氏记弘佐复税之事，《五代史》不载。欧阳修记钱氏重敛之虐，《通鉴》不取。其虚实有证矣。予按宋代别记，载欧阳永叔为推官时，昵一妓为钱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后作《五代史》，乃诬其祖以重敛民怒之事。若然，则挟私怨于褒贬之间，何异于魏收辈耶？

由此看，司马光的《通鉴》对钱镠也以赞许为主，唯独欧阳修苛责之。而其所指宋代别记，大概即《钱氏私志》（或类似记载）。原来欧阳修与钱惟演的矛盾，源于争抢歌妓一事。怪哉！欧阳修行为不羁，颇有所闻。而挟私报复，篡弄史书，恐非其所为。更何况前朝正史非总裁官一言可以定夺（钱氏归顺，国朝自有定论，只看“赵钱孙李”排序）。

至于欧阳修《归田录》中关于钱惟演的记录，共有三则，皆是些琐碎小事，说不上诋毁，反到略觉其人率直天真：

其一、钱思公生长富贵，而性俭约，闺门用度，为法甚谨。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牓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赐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中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

其二、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其三、钱思公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于黄纸书名。”每以为恨也。

顺便一提，对于钱惟演，司马光倒也没客气，在《涑水纪闻》中记录一桩丑事：

真宗晚年不豫，寇准得罪，丁谓、李迪同为相，以其事进呈，上命降准小处知州。谓退，署其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谓曰：「与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圣旨以庇准邪？」由是二人斗阋，更相论奏。上命翰林学士钱惟演草制，罢谓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谓。外人先闻其事，制出，无不愕然，上亦不复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