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章在，光芒万丈长。

人文主义本是中国“专利”。早在二十五个世纪前，孔子便倡导“仁”。仁者，爱人也。时代所致，孔子之“仁”虽不及“人人平等”，却足以“推己及人”，与所谓“博爱”不远矣。而泰西诸国，至迟三个世纪前，仍在野蛮中探索，要等到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之辈，方得启蒙，博爱理念遂畅行于全球。再反观此时之中国，却惨不忍睹 – 儒家的“爱人”此时竟沦落成为了“吃人”。于是，有志士子始涉重洋，重植火种，开民智于矇昧，解民众于倒悬。其事迹可谓艰辛矣、蹭蹬矣。于诸“普罗米修斯”中，鲁迅先生乃是”勇士之中勇士“也。

仁爱以外，中国的士大夫们向来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但同样地经不起岁月的冲刷，渐渐蜕变了本色。以至于文士们愚忠者有之，隐沦者有之。更有卑躬谄媚者，为虎作伥者（先生所谓“帮忙、帮闲文学”，“遵命文学”是也）。先生文章，不啻注入滔滔浊流中的一股清泉 – 不作讴歌，只谈弊病。不避权势，专指当下。纵观北洋、国府期间，先生始终言辞最激，反响最剧。而对于重重威胁，先生置死生于度外，一贯横眉冷对。

仰瞻先生生平，波澜壮阔。青年求学东洋，眼见西医不足以救国人，转修文艺以开民智。二十载来，奋战不息。甫归国后，初任职于教部，兼授业于学府。后辗转厦、广。树人间隙，钻研文学、美术、翻译、绘画等域，皆为救亡时局，而尤以青年为念。《彷徨》、《呐喊》，启小说之新端。辣手评文，每每纸贵。凡作讲演，门窗碎破。晚岁寓沪十年，结交于左翼，奔走于民运，遂有性命之虞。直至因肺病逝世，葬于虹口。下葬之日，举世哀恸。先生古之君子耶欤？泰西启蒙先哲耶欤？兼而有之耶欤？

恰闻先生诸多手迹临展，又想及近来先生文章被陆续请出教科书一事。时值百年普庆，举国歌舞升平，不由百感交集，遂逡逡而至。及至先生墓前，流连竟不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