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在历史教课书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实证。盖由帝国主义凭坚船利炮，巧取豪夺而来。其中藏污纳垢：冒险家视为天堂，华人不如猪狗。

深究而后渐知，其中谬误不少：

其一，租界系由清廷提出设立。《南京条约》签订后，英人本打算根据条约许可，入住上海县城。地方官生处于华夷之防，仿效十三行成例，主动提出租地给营商居住。英人本也不喜欢城内逼仄、肮脏的环境（南市，数十年前仍有不少旧区，保留了没有抽水马桶的华界习俗），一拍即合。当然，洋人也不很老实，有时候也仗着实力玩些手脚，例如所谓“越界筑路”。

其二，相对华界（无论清庭、北洋、民国），租界较有法度，稍有自由，并由此庇护了暴动的革命党人、失势的北洋军阀、以及民国期间的左派人士。当然，中国大环境如此，宗主国的民主远在千里之外，租界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藏污纳垢绝对不少。恰如廉政前的香港一般。

第三，所谓冒险家的乐园。洋人之所以在租界飞黄腾达，和清政府的“官督商办”分不开。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大搞国家资本主义，民营企业如果不想被侵夺，最好的办法是让出一成股份给到洋人，成为合资企业。于是，大量一文不名的洋人成了持干股的股东。大概如此。在市场上，即便“官督商办”拥有垄断政府生意的权利，却也架不住成堆的蛀虫和官僚风气。这个传统，很好地被新中国的国企继承下来了。

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已经有很清楚的澄清了。英人建了外滩公园，本来不限华人。但由于当时华人不讲卫生，便被禁了。记得爷爷曾说，小时候很多华人没有系裤裆的习惯，被巡捕（法租界，应该是安南人）看到了就要挨棍子。现在好多老上海人，习惯穿的干干净净，相比是受了当时的“贻害”吧。

租界的收回，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当时的“新中国”在晋察冀，和这件事关系不大。“新中国”和租界的主要关系，在于接收租界的资产。前些年因为工作，曾经参观过外滩最大的建筑，前汇丰银行大楼。“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长期作为市政府办公地。前总书记的办公室，如今成为贵宾参观的场所。选择在这里上班，大概是为了牢记国耻吧。

我对昔日租界的映像，多是听家老人平日里提及，多有溢美之词。想其都是由各处迁入，所言大概不虚。祖父讳其昌，本住谭家弄（临今中华路以西）。高祖讳兰清，在道台衙门做事（或负责海关事务）。曾祖（称“太公”）讳开缙，就职于公共租界邮电局（今之邮电博物馆），上司是个耳聋的法国一战炮兵军官。曾祖大概不会法文了，但记忆中五六岁时老人家曾教我英文 – 电视机叫television，冰箱叫refrigerater。曾祖后以调任贵州，以邮务长退休。八一三期间，曾祖父家搬入法租界环龙路（纪念法国飞行员René Vallon，后改为南昌路）一排连栋别墅中的一个复式单元，也就是我上大学前居住的地方了。祖父（称“老爹”）读书很用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祖父说曾祖很严厉，告诉他说如果考不进圣约翰大学，就不许念书了。祖父学化学，小时候曾经教我过，红药水叫做“Mercurochrome”，紫药水叫做“gentian violet” 。祖父崇洋，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不少好玩意的物件：徕卡相机、美国打字机、美国坦克兵夹克、军用望远镜、甚至黄油刀、文件夹，都是四十年代Made in USA的军品（抗战胜利后很多美国大兵在华兜售剩余物品）。

祖母（称“恩那”）姓丁，讳珊珍，籍贯湖州，祖父丁乃扬是清朝的二品盐运史。祖母小时候家境很好，记得她提到过“养孔雀”、“做冰激凌”。后来被其父亲丁大公子败光了，我亲眼见到的“珍宝”映像中只有一张豹子皮，和无数蛀虫一起尘封在一个箱子里，每次打开都是一地豹毛，后来大扫除时索性扔掉了。祖母家大约也是在抗战爆发后迁入公共租界的，在今之威海路（旧名威海卫路）。

外祖父姓陶，讳曾棠，家原本在镇江（外祖父能说一口流利的“江北话”），外曾祖经营纺织厂，属“民族资本家”，家产据说有一整趟街。外祖父家和革命党人交际很广，姨父洪兰友是国名党CC要员；表妹夫温哈熊为总统府顾问，曾经从台湾回大陆看望过外祖父（据说当时我也在场，可惜没留一点印象）。此外记得外祖父曾提及镇江人赵声（字伯先，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总指挥）也是姻亲。外祖父年轻时貌清秀，好京剧。作为准“官二代”的纨绔子弟，外祖父算是跟着姨父们见过一些世面。四一年从上海去了重庆（我很好奇外祖父为什么去重庆，以及如何突破封锁去的。外公云淡风轻地说到：跟风去的，那时候似乎进步青年都要去重庆。交通工具坐的是日本船，日本船长对我们很好，很有礼貌。颠覆！）。重庆期间，外祖父见到过宋氏三姐妹坐轿出行的排场，描述得如《丽人行》般绘声绘色。后来抗战胜利了，外祖父在南京国大会议期间得了联络处闲差，有吉普车配备。这个差事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各种慰问演出中蹭戏，外祖父由此认识了梅兰芳等名角。有一次，外祖父在蹭后台，忽然宪兵入驻，驱散闲人，原来蒋介石要见梅兰芳。梅先生有点腼腆，请“阿陶”留下来做伴。外祖父说蒋先生那是目光炯炯，英姿飒爽，当场写下“民粹之花”四个字赠送。这段故事外公说了很多遍，但是其中几分真假，我不得而知。外祖父家迁到了上海后，住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沿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走到祖父家需经过三个路口。“新中国”以后，外祖父家留在了大陆，经历了纺织厂公私合营（家里现在还存有政府颁发的股票）。虽然是资本家，外祖父家的人缘很好，不仅没有成为陈毅市长所谓的“空降资本家”，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太被波及。

四个家庭中，外祖母家最为传奇。外祖母姓陆，讳嫣。父亲陆连奎，原是湖州南浔的乡下人，小时候坐着一条小船到上海闯荡，当了租界的巡捕。由于为人机灵，又学会几句“洋泾浜”，收到洋人上司的破格提拔，官至华人总探长。发达之后，陆连奎着手建造“陆家帝国” – 大陆舞厅、大陆饭店、以及当时最为时髦的大陆泳池。陆连奎死后，家业由大舅伯继承。作为旧社会“首恶”的后代，大舅伯在“新中国”成立由下放新疆养马，历时二十年居然活着回到上海。记得我小时候，大舅伯和两个大舅婆（外祖母的姐姐们）还常来外婆家打麻将。人还没上楼，就听见他喊“小妹妹”的声音。外祖母和外祖父两个人都不会持家，母亲回忆说从小记得几乎每周都要到当铺典当珠宝器物，拿回钱后全家有吃有喝，其乐融融。外祖母说，法租界很冷清，霞飞路也热闹不起来。年轻时要吃喝玩乐，总要到英租界，最喜欢的还是百乐门。

而我最留念的租界，当是复兴公园了。复兴公园很大，父亲说以前曾饲养动物，晚上家里能听老胡叫声。小时候几乎每周都要光顾，爬假山，抓蚱蜢。后来上学了，办张月票，每天上下学都从公园穿过。再后来，开了钱柜、Park97，复兴公园又成为流连声色之处。现在，偶尔会来这里，仍能辨认出法国花园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