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游北京国子监、孔庙博物馆，想及探索灵台、辟雍、国子监、孔庙、泮宫、明堂等起源、演变及相互关系。

灵台和辟雍，始见于《史记·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于论鼓钟，于乐辟廱（即辟雍）”。从诗中看，周文王的灵台大约位于依山傍水的园囿，供文王渔猎之余、宴乐所用；《孟子》补充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且文王”与民同乐”。西周麦尊铭文：“…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击大龚禽，侯乘于赤旗舟从”，则西周时辟雍或仍在文王园囿，并为天子接待诸侯的射猎游宴之所。

西周辟雍又发展成贵族子弟学习六艺之所。《小戴礼记》称“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东汉《白虎通德论》称其“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外圆内方”，由此奠定了后世辟雍的造型；至于诸侯的“泮宫”，即半个辟雍之意，以别尊卑。《诗经·鲁颂》有“穆穆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即为鲁国泮宫。

后战国有博士、沿至秦，有七十人，负责掌管书籍典章。汉武帝设太学，备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五十人；王莽时博士弟子规模增至万余人；东汉时又扩大至三万人；晋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始称国子监，后历代沿用。隋唐以后，国子监分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学科，各学皆立博士。明清两代国子监即在今址，而今之国子监辟雍大殿则为乾隆时增建，用作皇帝“临雍”讲学之所。至此，辟雍成为国子监礼仪性建筑。清末新政，设学部，国子监及辟雍遂俱废。至于泮宫，由于后世废国立县，于是也演变为为县学。唐代以后各县兴修孔庙，于是将泮宫、县学也一并将纳入。如今去各地孔庙，皆可见大成殿前的半圆形水池。而灵台则逐渐不被提及了。

至于“明堂”，本和辟雍并无关系。《逸周书·明堂解》称“周公…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丰镐），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孟子》载：“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礼·冬官考工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则明堂为大朝诸侯之所，亦可用作祭祀，在都城中，和辟雍无关。而《大戴礼记》另有三则记录，其一、“明堂者，古有之也…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其二、“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在近郊，近郊三十里”；其三、“或以为明堂者，文王之庙也”。如此则是将明堂当作辟雍，辟雍当作灵沼了。《礼记》散佚严重，故多有讹传。又偏偏地位尊崇，故后代多为所误。宋代《诗总闻》称：“雍之灵沼，谓之辟雍，又为明堂外水，谓之辟雍“，即为一例。

东周时，明堂则迁于成周（洛阳）。《孔子家语·观周篇》：“孔子、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河南志·周城古迹》载：“（洛邑）近郊三十里地为明堂，以祀文王，事上帝“。这里有个疑问，明堂从作用看类似故宫之前三殿，应在都不在郊。西周时“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亦似在都，何以东迁后“近郊三十里地为明堂”乎？或许《河南志》误解了《家语》“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一语吧（“郊社”、“明堂”、“庙朝”为三处不同建筑，非指“明堂”、“庙朝”皆在“郊”之意）。

汉武帝尊儒，当然要重修明堂。不过武帝的明堂很特殊，即不在都、也不在郊，而在于泰山之下，以为封禅仪式所用。《水经注》载其经过：“汉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于山之东北址…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于汶上，如带图也“；《史记·封禅书》也称“泰山之下东北处有明堂”。后世均以祭祀作为明堂主要用途。汉元帝（时为王莽秉政）在长安南郊修建明堂，如今遗址尚存；东汉在洛阳重修明堂，曹魏、西晋皆沿用；南北朝时，各国分建明堂，或在大同，或在金陵；隋唐之际，迟迟未建明堂。直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才动工修建，落成时已是武周，即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的“通天宫”，高达九十米！“通天宫”落成不久被薛怀义纵火焚烧，武则天下令重建，后用至中唐，最后在回纥劫掠东京时被毁。近年来，洛阳市在唐代明堂遗址上重建景观，只是造型低矮，全不似往日辉煌。到了北宋，修建明堂也拖到徽宗之时，不久北宋灭亡；明代的明堂今之天坛祈年殿，沿用至清代，如今保存完好。

唐宋以后的儒家如何看待明堂作用呢？请看两例：

《新唐书·陈子昂传》载：“垂拱初，（高宗）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以何道？’子昂因是劝后兴明堂、大学”。陈子昂奏对称“天地莫大于阴阳，万物莫灵于人，王政莫先于安人”、“和元气，睦人伦”、“明堂有天地之制，阴阳之统…臣愿陛下为唐恢万世之业，相国南郊，建明堂，与天下更始，按《周礼》、《月令》而成之。乃月孟春，乘鸾辂，驾苍龙，朝在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阳左个，负斧扆，冯玉几，听天下之政。躬藉田、亲蚕以劝农桑，养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讼恤狱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贪吏。后宫非妃嫔御女者，出之；珠玉锦绣、雕琢伎巧无益者，弃之；巫鬼淫祀营惑于人者，禁之。臣谓不数期且见太平云”。陈子昂又奏请恢复太学：“太学久废，堂皇埃芜，《诗》、《书》不闻，明诏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学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则也，俎豆揖让之所兴也，天子于此得贤臣焉。今委而不论，虽欲睦人伦，兴治纲，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奈何为天下而轻礼乐哉？愿引胄子使归太学，国家之大务不可废已”。原来陈子昂不但为一代文宗，更是一位醇儒！陈子昂的谏言，完美符合于当时所谓的圣王之道，难怪惜字如金的欧阳修要连篇载录了。

无独有偶，被欧阳修尊为楷模的范仲淹也上言请建明堂，文章名为《明堂赋》：“臣闻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也。在国之阳，於巳之方。广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观，揭三宫之中央。昭壮丽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颁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诸侯者也”、“左有辟雍，天子学宫。坟籍浩以明备，文物森其会同。奉三寿以勗天下之孝，设三乏以劝诸侯之风。右有灵台，庶民子来。若经始於神明，乃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圣之心也，盖惕惕而无灾，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钦哉”。

范仲淹以为，明堂、辟雍、灵台应为三合一 – 明堂为天子布政、辟雍为天子学宫、灵台则似为听取民意之所。有了范仲淹的加持，明堂和辟雍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一说孝文帝创平城明堂首创明堂、灵台、辟雍三宫合一）。如今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则是二者毗邻。而国子监中除学生教舍以外，还建有天子讲筵之用辟雍，亦称“明堂辟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