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机会,于上海南汇某共军内部书法展览馆中,看见民国诸多要人的墨宝,当时用手机一一拍摄。其中有北洋军阀、有黄埔将领、亦有党政要员,犹如给近代史人物作注般完整。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三十八载血雨腥风,正是一窥各君气节的绝好机会。今借其字,聊作评论,只是无关是非而已。
既是民国,自当由国父始。民国十一年孙文手书楹联,赠与蒋中正。陈炯明事件后,蒋中正始受重用。次年孙创建黄埔军校,任命蒋校长。彼时孙颇不满蒋之顽劣性情,从中似可见管窥。

蒋中正手书黄埔军校校训。蒋中正的字非常耐看,舒展而不越矩。相比之下,反倒是孙文的字,缺少些灵气。蒋年前是非常顽劣,这字上散发的,却仿佛是蒋晚年之时,坚韧而不失温润之态。

胡汉民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以隶书见长。胡向为孙之腹心,但对孙联俄联共主张消极抵触,与廖仲恺分为右、左两派的领袖人物。孙去世后,廖遭暗杀,胡因嫌疑最大,遭蒋拘谨和流放。


廖仲恺,坚决的左派,以亲共著称。国共分流前夕,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阴谋夺取政权的电报暴露,由此引发蒋、汪相继“清共”。廖要是能活到那时候,不知会作何抉择。

陈济棠,粤军领军人物之一。黄埔系中央军尚未行程足够战力前,粤军、桂军为北伐两大主力。其中粤军在张发奎的指挥下,沿粤汉、平汉线北上,先于湖北击败吴佩孚,后又于郾城-周口鸡退了不可一世的奉军,赢得“铁军”殊荣。粤军中共党甚多,故在南昌起义之后雄风不复。陈逝于台湾。

李宗仁。李、白二人带出的新桂系,作战勇猛,北伐战争中龙潭战役中打败孙传芳,夺得“钢军”称号,位列粤军之上。可惜,李、白二人利欲熏心,在关键时刻屡不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国名革命一大遗憾。划江而治的算盘落空后,疲老的桂军主力最后由白崇禧指挥,被四野消灭于湖南战场。心术不正,字也难免有些轻飘。

阎锡山,格局不够大的典范。虽然治理山西治理得仅仅有条,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岂能不懂?阎最终通过归顺中央而全身而退。想来中原之战时,阎多次参与倒蒋,最终能在台湾善终,可见蒋宅心仁厚一面。阎的字颇为飘逸自如,游刃有余。

冯玉祥,生于保定。虽然以一身士兵扮相赢得大众好感,但其反复无常几乎令人发指 – 不但八次倒戈创出记录,更带出石友三、韩复榘等倒戈后辈。冯自己对此颇有主见,认为其倒戈皆出于探求真理的执着。冯于1948年由海外归国途中死于轮船失火。看冯的字,很难相信其竟没有上过一天的学,打油诗也还能用典。仔细地看,是否能觉得有些许轻浮呢?

佛教将军唐生智,湖南军阀赵恒惕部属,反正参加北伐。内战期间和众多北洋军阀一样,反复无常。唐在南京包围战中主动请缨结果弄巧成拙跌了跟头,此后闲居。共军渡江后,唐宣布“湖南和平解放”。唐死于文革期间,据说因拒绝接发老部署贺龙而受牵连。北洋军阀,多是有些血性的。

顾祝同,江苏涟水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后指挥黄埔军,在北伐、内战、抗日之役屡建战功,位列“国军五虎上将”。顾一生和共党十分过不去,剿共、戡乱都表现积极。皖南事变即发生在其所辖战区 。顾以高龄善终于台。

“五虎上将”之卫立煌,合肥人,先参加粤军,后转投黄埔军校。北伐作战勇猛,江西围剿“红军”时更因其战功,国府下令改金寨县名为立煌县以示褒奖。在抗战中仁第一战区司令(黄河以北),因此长期与共党接触。内战末期,卫担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不战、不逃,以关东数十万大军为献礼赠与共军,其中包含其任远征军时期指挥的新一、六两军。数年后,卫投奔中共,于60年病逝。

“小委员长”陈诚,浙江青田人,蒋之心腹干将。陈早先就读于保定军校炮兵科,由邓演达招募至广州军政府,后与蒋交厚,长期担任要职,直至在台担任新政院长。陈“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在战场上少有建树。虽如此,时人评价其“顾大局,救他人”,有大将风范。
“五虎上将”之刘峙,江西吉安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职于岑春煊、朱培德军中。后任教官于黄埔军校。北伐、内战、剿共作战中刘峙武运亨通,国府以其字“经扶”命名县城以示褒奖。抗战开始后,“福将”变为“长腿将军”,继而“长败将军”。虽然如此,内战后期蒋仍任其为“徐州剿匪总司令” – 最终兵败如山倒。刘峙最大的有点,在于“听蒋的话”。大陆沦陷后刘自然去到台湾,以虚职善终。

傅作义,山西荣和人,毕业于保定军校,任职于阎锡山晋军中,为阎手下第一虎将。抗战时期,傅累功升任二战区副司令(守山西、华北,阎为正职),此时傅积极反共。47年其,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随着时局逆转,傅作战屡遭挫败,终于49年宣布“和平解放”北平。投降后傅任水利部长,文革中去逝。傅以旁系出生,其献城投降之时,东北、淮海皆陷,也算是情有可缘。之时和所题诗句对比,相形见拙。

汤恩伯,浙江金华人,曾任十三军军长,和陈诚十八军、胡宗南第一军并称中央军三大主力。抗战前期,汤在南口和板垣师团死磕,打出了国军的名声。但在豫湘桂会站中,汤一触即溃,继而兵败如山倒,身败名裂。陈诚评论道“汤好贪而不练兵,干政而不爱民,民不堪扰”。汤随军败逃台湾,54年死于赴日就医途中。在台儿庄战役,汤违令该正面志愿为背后迂回,以竟大功,由此一役,汤可称为国军战术第一人。

胡宗南,浙江宁波镇海人,几乎是蒋的同乡。胡早年曾入过斧头帮,后报考黄埔军校险因身高不够(1.6米以下)而遭拒,幸得廖仲恺特准招入。抗战期间,胡率四十万军队入陕,开创第八战区,并由此成为西北王。后因相继丢失西安、成都而受弹劾,幸得蒋中正庇护而免。胡善终于台。从履历看,此时二十五岁的胡应是游历到四川翠屏山处。

廖耀湘、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法国圣西尔军校深造。宋希濂,黄埔一期步兵科,日本步兵将官学校深造。两人同为湖南籍贯,同受重用,同于兵败穷途之际被俘而降。虽有情可原,但黄百韬以区区一杂牌军司令尚知自裁殉国,二君深受国家厚恩,难道真不觉得惭愧吗?
据刘玉章回忆录称,廖在锦州援救期间,将精锐之师摆成一字长蛇阵,且行动缓慢贻误战机,以至于一触即溃。黄埔军校培养的将帅中,三李一王、以及郑洞国、黄维、邱清泉诸人,也大多材质平庸。也难怪,蒋熊熊一窝,蒋中正本人也只是士官学校速成班的学生嘛。
宋长寿而善终。廖则在“文革”期间因受辱而猝。其提字时,尚是率远征军回国,正值意气奋发之际。

杜聿明,杜陕西米脂人,毕业于黄埔一期。在昆仑关击败日军精锐后,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淮海战役前,杜曾计划趁中野、华野尚未靠拢之际,主动出击济南击败其一支的计划,并表示有完全信心取胜。从纸面上看,乃是内战期间国军唯一有魄力的计划,光由此杜可称国军战略第一人。可惜,蒋直将杜作救火队长用,使其疲于奔命于东北、徐州之间。待其重新指挥淮海战役时,局势已不可收拾,只能坐以待毙。杜所题写诗句不知出于何处,其意境凄凉。时为1947年,杜似乎已有“黑云压城”之先觉了。

“老虎崽”薛岳将军,广东乐昌人。薛岳于粤军中出身,长期持中间路线而与蒋若即若离。抗战时,薛岳守卫长沙,劳苦功高。薛岳是一代武将中最长寿的,1998年以101岁高龄逝于台湾。看来守住气节,少存私心,竟还能有助于长寿。

空军司令周至柔,浙江台州人,高龄逝世于台湾。
孙连仲,河北雄县人,与张自忠同为冯玉祥手下西北军悍将,抗战有功。战后,因非中央军而收排挤,隧淡出。孙逝世于台湾。

刘湘,龙云,四川军阀。民国初年长期混战于四川,以至于当地民不聊生。抗战军兴后,二人摈弃前嫌,帅天府子弟出川抗日,也算是“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了。然而,旧军阀积习难处,中非国之干诚。抗战期间,龙云曾干出过冒充土匪抢劫美军援助物资的勾当来。刘于抗战期间病逝,龙云则于内战结束前投靠中共,或许觉得自己在长征时有恩于“红军“吧。大红纸上的“揔击坤舆”,该不是他献给中共的见面礼吧?
在成都旅游期间,曾参观刘湘墓。刘湘直视自己为刘邦之后,其墓帝王陵规格,牌楼、碑亭、庙堂、一应俱全(如今除墓尚保留外,其余届征用改造,但规格尚能见)。天高皇帝远,由此可见一斑。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CC集团核心,浙江吴兴县人。二君因其叔陈其美对蒋有厚恩,因而得到重用。败逃台湾后,陈果夫不久病逝,陈立夫由于和陈诚不和而避居美国,靠经营农场,贩售皮蛋泡菜度日,其廉洁自好可知。蒋权衡利弊,不敢长留其在台,但常暗助其资金以度难关,对陈其美的恩泽也算涌泉相报了。陈立夫于二零零二年去世,活出一代人的记录。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弃文从政,成为蒋中正之文胆。内战末期,陈布雷眼见局势奔溃不可复,竟服毒自尽。陈布雷于北伐期间加入国民党,时间最晚,也未曾见过孙文本人。在大陆江山易主之际,能初心不改,文人以死殉党,诚为可贵。

张治中,保定军校毕业,后担任黄埔军官团团长。作为安徽的外乡人,蒋对张信任有加,常以其为助手委以重任。即使张将事情办砸了,蒋也都能网开一面。一二.八淞沪会战,张指挥中央军精锐未能先声夺人;长沙文夕大火案,蒋面临“枪毙张治中”的舆论,以张下属替罪顶死。张未想着报恩,却成就一件惊世之举 – 北平谈判期间,张面临中共方“放弃一切抵抗”的狂嚣,尽然以国府代表团团长之尊,宣布脱离南方投诚中共!从古至今哪有过这种奇闻?
“风雨同舟”,竟然出自“张逆治中”之手笔。

除了国民党外,展出的还有一些共党领袖,几乎都是被党史抹杀的边缘人物。这些人的字,从公众视线中移除,自己关起门来偷着看,相比焚书坑儒算是进步不少了。只希望有朝一日,“公仆”替为保管的这些文物,能在此公诸于众。
陈独秀,安庆人,中共之教父。陈独秀有原则有坚持,被排挤失势后,蒋将其入狱,后诱邀其参加傀儡中共遭拒绝。周恩来在毛示意下,表示只要检讨即可复籍,亦遭其拒绝。陈晚年隐居乡间,钻研托罗斯基理论,以及对斯大林执政的反思,蒋亦对其网开一面,听之任之。国共两党之中,见风使舵,卑微求全者比比皆是。偶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平肩不能移”之人,尤显高贵。
字如其人,写得飘逸绝伦。在我看来,草书收放得体放显其美。共同展出的还有二代教父之狂草一幅,因狂妄太甚,故未拍摄。

共军三大元帅墨宝。民国时代的人,大多有些书法底蕴,但意识形态作祟下,写出来的东西却惨不忍睹。

文革结束后冤案堆积如山,有人建议平反一部分即可。时任总书记的胡,坚持拨乱反正必须平反每一案件,尤为可贵。胡、赵时代,若得以持续下去,不知会走往何处。

黄金荣、杜月笙二公,于“新中国”成立后一去一流,正是“重耳在外而生,申生在内而亡”,足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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