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出发，沿连霍高速西行百余公里，便到了五丈原。武侯最后一次北伐即屯兵于此直至病逝，即“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指。

“圣人”孔子以外，中国历史另有若干完人。而所谓“完人”，大概指立身有本，道德无缺，武侯即其一也（其余还有曾文正、范文正等。孔明若处宋后之世，恐怕也谥“诸葛文正“）。近闻有非议武侯擅权之举者，出此言着非蠢即坏。周公、王莽，生时难料，死后岂乏功论？

至于贬损武侯治国严苛、不善兵者，甚至以陈寿“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为证，则需辩驳。吾以为武侯用兵在魏武之伯仲间也。

魏武之用兵，擅以弱敌强，然每以险胜，亦运气使然也。后其壮大，则用势不用险。虽以中原之众，犹受挫于赤壁、巢湖、汉中，未可称也。而武侯以一州之资，新败之师，既能立于不败，又屡撼动中原，非善兵者何？即使街亭之失，犹然全退，比之魏武之于赤壁、先主之于猇亭、吴主之于合肥，岂不更胜一筹乎？假武侯以天年，审时度势，进退得宜，先为不可胜，待敌胜之，则未必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也。

用兵以外，武侯于治邦亦出乎其类。魏武之政暴虐，其屯田之法，民所不堪。魏武任人自诩“唯才是举”，故多奸佞。后遭篡亡，正其报也。而武侯治国则“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 开诚心、布公道”（陈寿语），可谓折衷儒、法。百姓虽亦重负，终感“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见诸《新语》）。

武侯高卧隆重时，尝自比于管、乐，宜也。其虽未能“一匡天下”，亦未下“七十余城”者，全因天不假年，“运去英雄不自由”。